莫林虎：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第十九届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文化自信的问题，强调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什么叫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如何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今天，我们将围绕这个阐述，来讨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我们要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来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南宋朱熹在《观书有感二首·其一》中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什么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根本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自我更新，不断地加入创新成分，使之永远充满活力。

　　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能够起到哪些重要作用。

一、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与反腐倡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主要体现在儒家和法家思想中。中国古代的精英就是士大夫。儒家特别强调，要想成为社会精英，应该怎么做？在古代，“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启蒙教育称为“小学”。因此，成年人以后，要想成为社会精英就必须学习《大学》的内容。《大学》里说，要“格物致知”，学习知识、了解世界，然后“诚意正心”，树立正确价值观，用正确的价值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社会做出贡献，怎么做出贡献？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要成为社会精英，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叫“诚意正心”，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内圣外王”，内心纯净、志向高远、品德高尚；进入社会以后，才能够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成为社会精英，完成“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

　　儒家强调思想品德的修炼完善，那么，法家强调什么？法家强调依法治国，按制度办事。在战国七雄中，秦国为什么能统一六国？当时最强大、文化最发达的国家是齐国，地盘最大的是楚国，可是最后统一中国的既不是楚国，也不是齐国，而是当时在西北地区崛起的秦国。秦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鞅变法之后，其制度的先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成为当下反腐倡廉的重要传统思想来源。我从四个方面来说：

　　第一，理想引领，修身自律，以身作则。这一点是儒家特别强调的。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这集中体现在儒家思想中。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南宋之后，科举考试范围主要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都是儒家经典。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经”不是一般的经，而是儒家经典。因此，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儒家思想来的。那么，儒家思想核心是什么？就是“修、齐、治、平”。

　　北宋张载进一步明确，作为社会精英，作为读书人，要发挥自身的价值就应该做这些事情：“为天地立心”，这就是价值观；“为生民立命”，为老百姓做主；“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创造一个和谐、美满的，让每一个人都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社会。这是儒家的理念。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儒家的这种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理念里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所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与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句就是这么说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什么是先锋队？先锋队就是社会精英，就是民族的精华，就是社会的栋梁之材。所以儒家认为要想成为精英，首先道德品质就必须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超出一般人的水平。这便是儒家讲的“诚意、正心、修身”，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正确的价值观来修炼自己的品行。

　　2015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其中第一严就是“严以修身”。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是从传统文化中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儒家特别清楚一个人要修炼是非常艰难的，如儒家五经之一《尚书》中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人内心的欲望一旦不加以约束是非常危险的，会导致欲望的膨胀，会犯错误乃至犯罪。

　　“道心惟微”中“道心”就是理想信仰，其在人内心中本身是有的，但是一开始非常微弱，只有不断地暗示自己，不断地用正确的理想价值观来修养自己的品行，故“惟精惟一”就是一直坚持不懈地修炼，最后达到“允执厥中”的水平，即言行达到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

　　再如《孟子·尽心上》里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孟子在这里讲的就是社会精英必须担当社会的责任和使命。这也是中国儒家特别强调的。在《孟子·告子下》里面有进一步的解释：“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意为只要有了坚定信念就可以渡过所有的劫难。

　　孟子还讲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别人给你送东西，当你明确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合法的时，要坚决不做，坚决不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像孔子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即在关键时刻能够冲得上去，在危难时刻能豁得出来。

　　2013年11月，也就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菏泽市视察时给市委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对联，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用传统文化来教育干部的方式：“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作为一个地方官员，要承担责任。“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一定要与人民共甘苦，共患难，要承担起自己对人民的承诺，对民族的承诺，因为干部入党时是宣过誓的。

　　2016年1月，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心学”从哪来？ “心学”是王阳明所创立的，是明朝中期中国儒家学者对儒家理论的创新形态。“心学”特别强调要知行合一，要致良知，要在各种危难面前达到不动心。故此次会议里仍然沿用传统文化的概念，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正心、修身”，是儒家《大学》里面的措辞。此次会议公报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高标准在前，以德为先，既道德感召性（发挥儒家提倡的），又强化纪律约束力（法家尊崇的）。广大党员向着高标准努力，心存敬畏和戒惧，就能坚守纪律，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言明，理想信念不是拿来说、拿来唱的，更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只有见诸行动才有说服力。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

　　第二，刮骨疗毒、自我革命。前面讲的是自我修养，即每一个党员都要加强党性修养，追寻前方的理想。而刮骨疗毒、自我革命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和法家都特别强调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大学》里面的“正心、诚意、修身”就是劝诫君子要不断地自我完善。明朝时期有位叫袁了凡的理学家讲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为以前所有我身上不好的地方，都过去了；从今以后我变成一个新人了。值得注意的是，理学是儒家的创新形态。

　　讲求不断自我更新的观点，在《尚书》里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要不断自我革命。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更进一步，特别强调要落到实处。《中庸》里讲道，“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也就是要先从学习开始，并不断地付诸实践，如同前面讲到袁了凡的《了凡四训》一样，不断自我更新。

　　曾国藩为什么能够成为晚清的中兴名臣？毛泽东同志早年的时候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直到晚年，他还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里面很厉害的人物”。这种评价绝非偶然，曾国藩依靠的就是不断地自我修炼，不断地自我更新。

　　但是儒家的“正心、诚意、修身”主要是关于个体的道德修养。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仅仅靠个人修为是没有办法遏制腐败、创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也就是说，虽然个人修为特别重要，但它只是一个方面，如果已经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腐败时，必须要有铁腕，也就是刮骨疗毒、壮士断臂。所以这个时候锐意进取和勇于打破僵局的法家思想有了用武之地。《商君书·画策》讲道，“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也就是特别强调，作为领导人，要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进行改革，进行反腐倡廉建设。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里说道，“椎锻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矫不宜也。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在关键时刻，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没有严格规范的制度，没有办法改变这样一个不利的状况，那么刮骨疗毒和壮士断臂就是必然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下把儒家的理想主义精神、君子人格和法家的锐意进取、勇于破局的精神有机融合，从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也是一个重要决策，即在反腐倡廉上的刮骨疗毒和自我革命，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佳典范。

　　第三，制度反腐，久久为功。这点非常重要，制度反腐最重要的来源是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第一个特点就是强调“法”，而且这个“法”是成文法，所有人都可以看到。《韩非子·有度》有言，“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 。伟大的领导者在制定政令时一定是严格按照法律来执行，才能让所有的官员和老百姓看到什么是被倡导的，什么是必须照着去做的。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现在，已经让这种法律意识在全国几百万的干部里生了根，在全国14亿人民中生了根。

　　“有度”就是有法律，有规则。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即制度建设一定要到位，要具体，要有可操作性，同时制度制定下来以后一定要实施。另外，《韩非子·有度》中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即法律应公平公正，一视同仁。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提到一句法家思想：“法者，治之端也。”这句话出自儒家学者荀子，其两个着名学生——李斯和韩非都是法家代表人物。尽管荀子是儒家人物，但他仍然特别强调法律的重要性。

　　2014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里提到，“诛一恶则众恶惧”。此句收录于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在贞观初年受命于唐太宗，辑录前人有关治国理政着述的《群书治要》中，原文是“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教育千遍不如问责一遍” ，其实也是教育、引导以及法律的惩处必须结合，行德要兼备，儒法要结合的意思。以此让所有人看到希望，即“敬一贤则众贤悦”。

　　2020年抗疫时，被授予“人民英雄”称号、在前线工作的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院长——张定宇，57岁，患渐冻症，妻子当时已经感染新冠病毒。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冲在前面，当时对他的提拔相当于“火线提拔”，这便是“敬一贤则众贤悦”，让所有为社会贡献的人看到了希望。

　　2014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2013年下半年中央巡视组巡视情况汇报之后发表讲话指出，要发挥巡视震慑作用。唐代御史韦思谦早就讲过，“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巡视就是要形成震慑。

　　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是相当于古代的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领导讲话。中国古代在某些时期可能形成某种有作用的理念和制度，但并没有长期保留，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不足之处，现在要做的就是形成一个刚性制度。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一共有八条，其中第八条是“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第七条是“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修身”和“齐家”都是儒家理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和法家的那些好的内涵和思想在当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三条里面特别讲道，“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这句话讲得特别好，“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与《尚书》中“人心惟危”相互契合。说实话，没有监督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犯错。很多干部二十多岁很廉洁，三十多岁也很廉洁，却在五十九岁时发生悲剧，原因在于这些干部可能会认为我这一辈子很廉洁，所以到最后几年反正也升不上去了，就开始腐败。所以监督是必须的，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党的十九大之后，制度建设进一步强化。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会议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所以现在中国的纪律监察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成就？跟制度建设有很大的关系。2018年8月26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布。2018年11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这些条例、规则制定的根本原因就是“治人者必先自治，责人者必先自责，成人者必先自成”。其实就是习近平总书记那句通俗易懂的话：“打铁必须自身硬”。

　　2019年5月13日施行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第二条，“突出政治监督，从严查处违规用人问题和选人用人中的不正之风，严肃追究失职失察责任”，表明被提拔的人，如果以后犯了错误，提拔的人以及提拔之人的机关、领导，都要负责任。

　　2019年9月4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当共产党员做事情做得不到位或者是违纪违法时，必须要追责问责，这也是为什么2020年疫情那么严重时，中央政治局派到武汉去的中央指导组中副组长的主要工作就是问责。只要在抗疫过程中有事情做得不到位的情况，马上就问责，做得好的立刻就表扬，如“火线提拔”“火线入党”。

　　2020年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也就是只要是公职人员就照此处理。在此特别要总结一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反腐，并不是简单地把法家思想运用于现代，而是把它积极有益的精髓和现代的法治思想、现代的法律理念进行有机融合，才创造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现代反腐制度体系。这点非常重要。

　　制度建立以后要不断地用制度来推动其落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制度反腐是中国反腐倡廉的一个重大的创新，是中国建设成为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以此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历史上的贪腐痼疾，实现风清气正、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人民当家作主。

　　第四，重视家教，培养善能。中国儒家思想尤其注重家教，重视家族文化，《礼记》有云：“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 。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延伸，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孟子·离娄上》中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正因为如此，《大学》里面才讲要“修身”然后“齐家”。先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符合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然后才能出去治国平天下，所以家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家治理好？就要有家训，家训就是现在的家教。也就是祖辈和父辈怎样去引导后人，给后人率先垂范。运用家训和家戒来教育家人在中国有三千年的历史。

　　我们每个人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里面渡过的。因此，中国非常重视家教，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老话，意即上学之前每个人的基本人格就已经形成了。

　　在这里讲一个以家教来进行反腐倡廉并且做得非常好的例子。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郑宅镇里面有个郑氏家族，家族的宅院到现在还有，总面积约六千平方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教育基地。这个家族从北宋到清朝都在此居住，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以孝义治家闻名于世。其中有168条传世家训，叫《郑氏规范》，被誉为“中国家教文化的重要里程碑”。

　　《郑氏规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把儒家理念转化为操作性很强的行为规范。如关于廉洁从政方面，明确指明如果出去做官，只要贪污受贿，死后就不能入祖坟。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非常严厉的惩罚，因为入不了祖坟，就代表着从这个家族里面被开除出去了。正因为如此，这个家族从宋朝一直到清朝有173人为官，尤其是明朝的时候为官的人数更多，但是这个家族的人有一个特点，没有一个人因为贪污而被罢官的，所以被朱元璋御赐为“江南第一家”。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家庭教育，他曾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忆五六岁随母亲买《岳飞传》和《岳母刺字》时讲道，“‘精忠报国’四个字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这与习近平总书记严格的家教是有关系的。

　　2001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的父亲88岁“米寿”之时，习近平因当时在福建工作，没有办法回来参加父亲生日的庆典，给父亲写了一封家信。从这封信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家教对习近平产生的重大影响。他说：“父亲的节俭极尽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可见，习近平同志能够成为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伟大领袖绝非偶然。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在回答众议长菲科提出的“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的问题时，他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其实这就是儒家思想的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形成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016年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八条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提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十四条也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要“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违规经商办企业，不得违规任职、兼职取酬”。这是中国家教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当下反腐倡廉中的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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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思想与新时代创新国家建设

　　中国创新精神始于《易经》。什么叫“易”？“易”就是变易，因为世界不断变化，就必须积极主动创新。《易经》的第49卦是革卦，“革”就是革新。第50卦是鼎卦，“鼎”就是建立新机制新体制。成语“革故鼎新”，就是从《易经》第49卦和第50卦来的。

　　约2500年前的《礼记·大学》记载，商汤王的盘铭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为要进行不断地自我更新。

　　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里记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为周虽然是个古老的民族，但是它的使命在于不断地自我更新。《易传》里提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经·系辞》还讲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话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其他的中央文件里面反复出现，不止一次。“穷”就是只要到了天花板就必须积极主动变革，变革就能够变得通达，通达国家就能不断发展，即是“易”的意思。

　　法家更是强调创新，中国古代伟大的改革者几乎全部都是法家人物，如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商君书·开塞》里提到，“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世”，即伟大的领导者不简单地效仿古代，不因循守旧，能根据变化的情况采取新的对策。《商君书·更法》里也提到，“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即随着世界的变化，制度和规则也必须变化。

　　《商君书·更法》里还提到，“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一定要根据变化的情况，不断更新制度。韩非子曾说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也是这个意思。

　　党的十九大报告里59次提到“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因为不断进行思想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里还特别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其实就是创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一，打赢脱贫攻坚战。打赢脱贫攻坚战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精准扶贫”理念的首先提出，以及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从而形成一个重大的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宁德地区工作时就已经知道有些扶贫是不能乱扶的，“大水漫灌”不行，没有针对性也不行。每个地方贫困都是有原因的，比如因病致贫，或不适合人类居住，或思想观念不行，或政策不对等等，都可能致贫。

　　2014年4月，80万基层干部在全国贫困地区内开始进村入户，12.8万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口被识别出来。之后于2015年用了10个月时间动员了200多万干部建档立卡，实行动态管理。这在全世界属于少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因为这件事情如此烦琐，如此艰巨。建档立卡后，能清楚地看到，8900多万人口的致贫原因、贫困程度、家庭情况等，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支持。这次补录了贫困人口807万，剔除识别不准人口929万。诞生了一系列的理念和一系列制度创新，如“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其中“因村派人精准”指的就是第一书记。也就是要根据这个村子的情况找合适的人去扶贫。比如说彝族地区，可能派彝族干部去；壮族地区，可能派壮族的干部过去，但不是绝对的。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五个一批”，即通过五种方式进行脱贫：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的脱贫措施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自2015年11月29日起实施。

　　落实到具体措施上，“五个一批”脱贫路径101项具体任务落实到32个牵头部门和77个参与部门，中央和国家机关先后制定出台200多个扶贫政策、文件和实施方案，各省区市也出台和完善“1+N”扶贫政策举措，这就叫制度创新。

　　贫困退出也有相应机制，这又是一个制度创新，并引入了第三方评估小组。“第三方评估”的方式是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的，在中国用到脱贫攻坚上也非常好。还有省际交叉考核制度，不打招呼，不走过场。2017年又增加媒体暗访。举个例子，有一个云南文山州的同志，到北京培训时说现在搞扶贫作假根本不可能。财政部有督察巡视，钱发了，怎么发，发给哪些人，发的效果怎么样，财政部督察的人到这个县，把名单调出来，拿到名单以后，人家就自己去问，不需要陪同，根本造不了假。

　　中国共产党能取得那么大成就，还是在于创新，在于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剩下的9899万贫困人口在2020年底全部脱贫。这就是中华文化创新思想在当下的一个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令全世界震惊的。

　　第二，技术创新。2035年远景目标里面明确讲到，关键核心技术要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最近这几年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讲中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究其原因，第一，科学技术层面，中国跟西方发达国家有差距；第二，中国创新的顺序是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产业创新、产品创新等等，现在到了原创科技的创新。一开始都是模仿，然后在一些中低端的技术上创新，现在要在高端技术方面创新，可以看到中国在40多年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现在创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要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补上原创科技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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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康思想与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

　　中国儒家的社会理想集中体现在《礼记·礼运》中，其中孔子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大同”，一个是“小康”。

　　简单来说，“大同”就是儒家的最高状态，思想觉悟和行为举止都是以“天下为公”为标准的状态。在整个国家中，所有的重要资源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每个人都想为社会做贡献，就是“天下为公”。

　　小康是“天下为家”的状态。《礼记》中说：“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庭及家族努力，最亲近自己的家人，最关爱自己的子女，获取的财富和付出的努力都是为了自己。虽然有私心，但是政治清明，国家治理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这时候的领导人物是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孔子对此说：“喟然而叹”，他说就算是“小康”社会他也没经历过。而在中国古代“小康”是一种理想状态，“大同”是一种最高状态。“小康”也只是在某些时候短期实现过。虽然“小康”的状态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但是古代对于“小康”的理解是 “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即制度各方面都是比较完整的，百姓都是守规矩的，这时候人民安居乐业。

　　“大同”在古代根本不可能实现，“小康”也只是在少数的盛世和治世一定程度的实现，比如“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等。然而即使在开元天宝年间，即唐朝最繁盛的时候，仍有杜甫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故“小康”社会在中国古代，即使是在治世和盛世期间，也只是在少数的时候一定程度实现。

　　中国共产党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这正是儒家的大同、小康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级党员干部奋力拼搏，带领中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也有这个情结，一定要把我们的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扶一把。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还讲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习近平总书记在扶贫的过程中指导非常有力，比如提出接地气的“两不愁三保障”，让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 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

　　《山海情》里脱贫问题之所以能够解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说的“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各级干部到村里激发群众，让群众自发地主动改变自己的命运。

　　脱贫干部也做了很多贡献，如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该地99%是山区，而且石漠化面积达到了75.4%。在政府和扶贫干部的带动之下，该地区农民积极努力，修路、做梯田，完全改变了西畴的面貌。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脱贫攻坚战取得伟大胜利是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和群众不断奋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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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与新时代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上文提到，中国儒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大同”，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就是“天下为公”，即所有人、国家所有的资源、最重要的财富都是大家的，大家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选贤与能”，相处非常和谐。这个时候“是故谋闭而不兴”，所以阴谋诡计不搞了；“盗窃乱贼而不作”，小偷小摸没有了；“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是很理想的状态，孔子说的“大同”在历史上从来没实现过。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能把“天下为公”的理想付诸实现并不断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2020年，益普索调查显示，在全球27个国家中，中国政府得到的认同是最高的，约为93%，而美国排在第十左右。2020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发布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报告，结果表明中国政府的支持率和满意度是93.1%。同年7月，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高达95%，在受访国家里面排名第一。当时被调查国家一共有11个，分别为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日本、墨西哥、沙特、韩国、英国、中国和美国，其中大部分是发达国家，而中国排第一的原因在于干部舍小家为大家，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好生活。

　　中央和国家机关向贫困村派出第一批干部中的国家审计署的姜海泉，就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典型代表。他干了两年以后，村民说：“姜书记太好了，万一换了新干部，接不上茬怎么办？”所以村民连续两次发出盖手印的联名信，请求姜海泉书记再干两年。

　　姜海泉女儿的日记上说：“我的爸爸原来是白白的帅帅的，可是现在晒得黑黑的了，因为他在贵州高原大山里的贫困村扶贫。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去了，现在三年多了还没回来，我也很想念爸爸。” “爸爸说他想我时就视频看看我。爸爸说，山村的孩子没有鞋穿、没有书读……”后来姜海泉说，我只是在我们家小孩最好玩的那几年，从幼儿园到小学期间四年都没见到，但是换来的是村民的认同，是老百姓对我们扶贫干部、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正因为如此，社会越来越和谐，对政府的认同率越来越高。

五、以文化人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文化是沟通心灵的桥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禀赋和生存耐性。”其中“生命禀赋和生存耐性”讲得特别好。中华民族是很讲德行的民族，中国人很讲感恩之心。对自己的民族感恩，对别的民族，比如曾经帮助过中国的白求恩医生、印度的柯棣华医生心存感恩之心，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禀赋和生存耐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集体学习时也提到，中华民族早就懂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力量。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出自《易经》，原文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先形成一个文化，然后再来引导和熏陶民众，让整个社会朝向善的方向发展。

　　孔子强调“为政以德”也是要在治理国家时，把人民善的方面激发出来，引导整个社会向善。《论语·为政》里提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指道德品质，即用优秀的品德引导人民，再用规矩用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和约束，以此引导人民通晓礼义廉耻，并绝对不会越轨。中国一直很强调要对人民进行教育引导。

　　这点做得很好的是王阳明的“心学”。他主张平定内乱后先建立地方政权，之后设立社学，采用严师的方式发展教育。同时还制定了《南赣乡约》，通过制度和教育两个方面来引导当地的民众，使其慢慢不断地向善。后来明清两代都是如此，只要哪个地方发生内乱，一般是在几个省或几个县相邻的容易出匪患的地方设立一个地方政权，之后再把教育跟上去，然后再设立乡约性质的，即自治性质的规则制度，使每个人都能够通晓礼义廉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文化非常重要。

　　在广西和贵州交界的乌英苗寨，既有苗族、瑶族，还有壮族。一共有145户，700余人，其中104户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41户在贵州。村主任，梁秀平，44岁，76年生人，初中学历，属于村中70后里学历最高的，其妻潘妹秋，和很多当地妇女一样，没有文化，一天学都没上过。因为贫穷，他们那里的女孩都不上学。2009年，村里新一代的年轻人吴辉忠，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让梁秀平看到自己孩子的希望。国家对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视、义务教育的普及还有教育精准扶贫逐渐开展后，直到2019年，梁秀平的儿子也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圆了他们家的一个大学梦。

　　更重要的是，由于村里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没上过学的那些农村妇女也开始学习。如此整个村子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仅富了，观念也转变了。村民开始上网后，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当年上不了学的村主任梁秀平说：“苗寨的未来，人才是关键。只有不断有年轻人考上大学，才能扛起家乡发展的重任。”

　　脱贫攻坚解决后，接下来就是乡村振兴问题。苗寨的芦笙是苗族文化的根，乌英苗寨爱笙如命，其笙曲和技法融合了桂黔两省的民族文化，自成一体，乌英苗寨芦笙队曾在比赛中获得过第五名的成绩。乌英苗寨还组织了女子志愿消防队。因为村子离消防队比较远，就在村里面自己搞了一个消防队，并在县消防救援大队的指导下进行消防演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说，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塑造并形成一种伟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充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莫林虎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