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风：如何认识科技的力量：百年历程及其思考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正风教授作的专题辅导报告，对于我们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深刻认识新文化运动的科学观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实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出科学和民主这两面旗帜。按照陈独秀的说法，五四运动精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他理解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同时，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仅仅只是我们在理解科技的力量时看到的一个现象，背后隐含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为此，我以选取时间节点的方式，和大家一起看看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

　　1915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该杂志在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大家都非常熟悉，新文化运动在近现代的历史上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结束时间大概是1923年。当时在清华大学科学派和玄学派之间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科玄论战”之后就分成了所谓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学术界的这种分野完成之后，新文化运动其实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后来，《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刊物。

　　新文化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西方文明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参量做了一些宏观分析。在此之前，我们说向西方学习是学习它的器物，学习它的武器，学习它的练兵之法。但是，在向西方学习了以后，我们依然打败仗。那我们究竟应该学习西方的什么？进一步，人们开始上升到科学，上升到制度，上升到文化。所以，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一种探索。

　　在《新青年》杂志创刊号中，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题为《敬告青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认为，“科学”和“人权”是西方文明的特征参量。实际上，他在这里说的“科学”和“人权”，与他在1919年时讲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两者的意思是比较相近的。他认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191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方面，《新青年》杂志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受到人们很大的攻击，认为它犯了很大的罪。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文章。他指出，“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他认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他指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另一方面，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是分不开的，也和当时中国政府在面对列强压迫和不公平待遇时软弱无能分不开，同时和先进知识分子把西方文明作为先进的文明，认为它可以坚持公理这样的想法最后破灭分不开。本质上，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它和新文化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

　　陈独秀既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又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那他是怎么看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1920年4月，他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1920年4月1日第七卷第五号；一篇是《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发表在1920年4月21日《时事新报》。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他指出：“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同时，他批评了当时“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二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中，他指出：“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迫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他认为五四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

　　另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和陈独秀之间是相互配合的。但是，在对待五四运动的问题上，他的态度和陈独秀是完全不一样的。胡适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走向》系列演讲中，开篇即指出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后，胡适提出新文化运动有“使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三个突出特征”。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是不幸的政治干扰。他指出，“在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他认为，“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

　　1915年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关注，就是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它是由当时留美的中国留学生发起的。我们用庚子赔款输出了一批年轻人到美国留学，这些年轻人有的学习农学，有的学习物理学，有的学习化学，有的学习工程技术。他们到了美国以后，认为中国要在世界竞争中逐渐站立起来，必须发展自己的科学，就筹备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社址先是设在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后来随着这些留学人员回国，社址就迁回国内了。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当时有一批重要的学者，如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竺可桢、李四光、茅以升、严济慈等，他们学成回国后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早期奠基人。

　　后来，中国科学社成为新中国早期的国立研究机构。有的社员回国后开始创办大学，有的在大学里创办相关的科学院系，他们对于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科学》是中国科学社最早办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到1950年，《科学》杂志是月刊，也是中国科学社的社刊，一共出版了32卷。1951年，由于和全国科联新办的《自然科学》合并，在出了一期32卷的增刊后，《科学》杂志就停刊了。1957年，《科学》杂志复刊。1957年至1960年，《科学》杂志是季刊。1961年，《科学》杂志第二次停刊。1985年10月，《科学》杂志再次复刊，就是人们看到的《科学》37卷1期。从《科学》杂志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的因素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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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成就

　　大家都知道“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我们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其实，最早我们提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指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而是指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直到1964年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尽管我们所讲的“四个现代化”是在1964年提出来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追溯到1956年制定十二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我们党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十二年规划”取得了丰硕成果，“两弹一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邓小平指出：“如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的地位。”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发言，发言归根结底就两句话：第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第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以后是我国的综合国力、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升的时期，有几个时间节点值得我们回顾一下。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判断基础之上，1987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5年，我们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我们党提出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2016年，我们党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和重大进展。比如，国家研发投入经费总额在不断增长，化学、物理学、工程技术和材料科学等学科论文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科学家在不同学科的顶级学术期刊上，像Science Nature等，贡献率持续增长。这说明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逐渐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同时也意味着国际竞争层次在不断提升。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同时，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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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的力量与力量的源泉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到经济发展、产业竞争越来越依赖技术进步的时代。从以蒸汽机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到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到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科技的力量越来越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一个国家长期落后归根到底是因为技术落后，不取决于经济规模之大小。历史上，我们曾长期位居于世界经济大国之列。经济总量一度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由于技术落后和工业化水平低，近代以来屡屡被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会这样？不是输在规模上，而是输在技术落后上。

　　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为此，我们要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一个互联网企业即便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现代经济体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以为科学技术是可以买的，其实不然。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技术进步离不开基础科学。当我们自主研发关键核心技术时，我们发现今天的关键核心技术背后大多隐含着丰富而复杂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这和传统意义上基于经验的技术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时候，开始思考究竟有哪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为此，我们提出“卡脖子技术”。什么是“卡脖子技术”？其实，任何一种技术在特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成为“卡脖子技术”，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的政治概念。

　　我们怎么攻克“卡脖子技术”？由于现代技术的背后都有复杂的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的引导和支撑。如果我们不懂这些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要想攻克这些技术，甚至超越这些技术就很困难。

　　同时，我们需要有长远的准备，尽管这种准备不一定能解决当前的紧迫性问题。但是，如果没有长远的准备，没有把基础研究作为在未来竞争中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的话，我们可能会永远摆脱不了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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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文明的进化看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怎么才能更好地发展科学？我这里有一个提法，就是要从文明进化的角度来看现代科学体制的意义。现代科学体制的出现，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分岔点”。这个“分岔点”意味着建立起现代科学体制的国家逐渐变成所谓的现代国家，而没有建立起现代科学体制的国家依然是传统的国家。传统的国家再强大，但它和现代国家相比，存在着所谓的代际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在明清时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经济体量远比那些欧洲的小国要大得多，但是在和这些国家对抗的时候，依然是败得一塌糊涂。

　　那现代科学体制究竟有什么特点？我认为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个人性的知识生产转变成合作的、社会化的知识生产。比如，老农在农田里种庄稼，他会获得关于农作物生长的一些经验知识。但是，这是一种个人性的知识生产。又如，像华佗、李时珍等名医，他们的经验很丰富，而这些都是个人对于知识的积累。今天，知识生产转变成了合作的、社会化的知识生产。

　　第二，从业余性的知识生产转变成专业的、职业化的知识生产。这里面会有很多的专业训练，有更丰富的基础知识、专业技能等方面的积累，从而形成科学知识生产体系。

　　第三，从经验型的知识生产转变成设计的、实验型的知识生产。

　　那对于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怎么奖励？比如，社会将非常尊敬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给予他们的物质回报会非常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社会体制。这种社会体制的建立，使得我们开始走向社会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形成一些基础研究的机构、工业实验室等。

　　现代科学体制的建立是一项对人类社会影响极大的社会发明，这项社会发明有以下重要特点：

　　第一，开放与共享。这个制度设计充分利用了科学知识的开放性和共享性，使得个人智慧变成集体智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积累性进步。

　　第二，质量与控制。什么是可靠的知识？如何获得可靠的知识？这些非常重要。知识变成了公共产品，科学家因为生产了这个公共产品而获得社会的尊重和物质回报。

　　第三，首创与激励。

　　我们注意到，建立起这种社会建制需要社会的“整体性进步”。

　　我认为，社会的“整体性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思想的现代化。建立科学体制是人类文明进化的方向，而不是地区性的文化特征。

　　第二，科学精神。不仅科学家而且整个社会都需要有理性怀疑、求实求真的态度。就像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所讲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也和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社会制度。建立促进科学进步、实现科学价值的激励和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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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通过知识的发现、技术的发明、新产品的生产，才能系统地展现科学技术的力量。从研究出成果到形成产品应用，一项基础研究有可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在形成技术产品的同时，会和其他知识之间有很多交叉融合，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就形成了一个创新体系。像美国依靠的就是创新体系的综合优势，如激励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土壤，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良好的营商环境，雄厚的科学基础与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制，多元文化的移民环境与全球人才“虹吸效应”，充分尊重知识产权和高度保护中小企业创新的竞争环境，不断推进前沿技术发展的军民融合体系，以及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全球影响力，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科技在视野格局、创新能力、资源配置、体制政策等方面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科技体制改革许多重大决策落实还没有形成合力，科技创新政策与经济、产业政策的统筹衔接还不够，全社会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机制和环境有待优化。”

　　“卡脖子”技术往往是复杂的技术系统。我们注意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发展的是科技创新、技术集成和系统应用能力。我们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构建更有竞争力的创新体系。为此，我认为要做好以下方面的事情：

　　第一，基础研究要有效支撑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在这个问题上，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很低，这是我们今天创新体系中很重要的一个弱项和短板。企业投入基础研究低不光是能力问题、发展阶段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意识问题。如果在基础研究方面没有能力的提升、没有足够的投入，企业就很难判断前沿科学问题的重要性，也很难有效利用前沿科学所形成的科学知识，因为有大量的隐含经验知识是需要我们在基础研究中积累的。

　　第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们才能在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明等方面有充分动力，也才能激励更多的人投入精力和财富。

　　第三，充分利用全球优秀人才。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解决资源配置重复、科研力量分散、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等突出问题，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如果仅把目光聚焦于一些具体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即便我们取得了突破，解决了当下的燃眉之急，但是不可能在全局上、长远上解决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未来还会出现新的技术瓶颈。加强体系建设和创新能力、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充分展现科技力量的必由之路，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创新强国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