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件值得大为庆祝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巅峰，而他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拥有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声誉也达到了顶峰。这是当时偏隅在陕北高原上的中国共产党所无法比拟的。我们看看当时国共双方实力的对比情况：

　　（一）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方面，国民党拥有200万正规军，加上其他的一些军事力量，军队大约保持在430万人的规模；中国共产党的正规军只有61万人，把后方军事力量，包括民兵组织全部算在内，大约有127万人，成3.4：1的比例。

　　（二）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方面悬殊更是巨大，国民党在抗战后期接受了大批的美国军事物资援助，在日本投降之后还接受了100万人次的日军受降的武器装备，所以他拥有共产党没有的坦克、飞机、大炮、舰艇；中国共产党方面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而且还是口径不同的步枪。炮也大部分是从日本军队手上缴获来的，民兵组织甚至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

　　（三）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

　　当时国民党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以及全国76% 的土地和71%的人口；中国共产党只有24%的土地和29%的人口，几乎只掌握农业和手工业，在军事工业、军事生产方面是非常薄弱的状态。

　　自1946年6月国共内战拉开序幕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战略性的压倒优势。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三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在战场上败得一塌糊涂，为什么最终会是这样的结果？在这个表象的背后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原因给大家做一些交流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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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的战略战术造就强大的军事力

　　（一）战略方面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对打赢这场战争非常有信心。毕竟国共双方之间实力差距很大。在蒋介石看来，这场战争赢定了，1947年他过说这样一句话：“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的确，国民党当时有这个实力。对于这场战争怎么打，蒋介石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他当时设定的战略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这个战略有两个要点：一是占地盘，二是控交通。

　　共产党方面呢？1946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对之前大规模作战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写了一篇名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文章，文章中提到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战略战术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有些时机，为着集中兵力歼击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

　　这个战略和国民党所制定的战略有着很大的差异，蒋介石是以占地盘、控交通为主要目的，而共产党是以保守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方面具有雄才伟略是大家公认的，很多外国元首也非常钦佩他的军事才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接见外宾时经常会被问到打仗到底有什么精妙之处，他就说：“打仗根本没有什么巧妙的，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我们方针政策大众化的一个优秀典范，非常通俗易懂好记，我们就是用这招打跑了敌人。那么，这些战略在战场上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保存有生力量

　　1947年3月，当时担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胡宗南率领20万精锐大军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起了进攻。中共中央在获得这个消息后，经过缜密地思考，决定撤出延安。在撤出之前，毛泽东同志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中，保存有生力量排在第一位，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们可以允许放弃一些地方。

　　这个战略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在国共内战刚开始的时候，双方曾经在华中地区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交锋，最终以人民解放军取得七次大捷为最终结果。当时负责这一战斗的国民党将领李默庵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双方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奉命作战的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驱走解放军，维护占领区的安全，所以尽管损失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方，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我们部队达到了作战目的。由于我指挥的部队较多，损失一些也算正常，所以南京政府并没有怪罪我什么。”因为在蒋介石的战略里“占地盘”是排在首位的，但是每一座新占的城市都需要国民党分兵去把守。比如沈阳、长春这样的大城市需要一个军，张家口这样小一点的城市需要一个师。所以随着国民党占领城市越来越多，这些城市就如同套在国民党脖子上的枷锁，越往前走，这个枷锁拖的力量就越重，因此大大分化了国民党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而这样的情况恰恰有利于共产党方面去打最擅长的运动战和歼灭战。

　　于是几场战役打下来，苏中“七战七捷”中国共产党歼敌5.3万余人，定陶战役歼敌1.7万余人，宿北战役歼敌2,1万余人，鲁南战役歼敌5.3万余人，莱芜战役歼敌5.6万余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歼敌5万。到了1948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国民党军政要员郝柏村曾感慨地写道：“蒋公虽以歼灭共军有生力量为思想，但其所关注者则是地的得失，故在日记中以攻占某城某地，且亦指示某城某地必须坚守。是以自剿共以来，无论关内关外，国军占领了很多重要城镇，但党政不能在地生根，必须国军保护，故占领城镇越多，包袱越大，部队不能机动集中，致被各个击灭。”

　　2.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

　　控交通这一点国民党方面同样很难做到，为什么？第一，当时的交通线并不发达；第二，国民党的兵力因为占领城镇大为分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1947年，当双方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僵持的局势之后，国民党方面把兵力重点摆在了陕北和山东两个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毛泽东同志就说：“现在蒋介石两个拳头（陕北和山东）这么一伸，那么他的胸膛，（中原地区）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中央突破、南渡黄河，直趋大别山”的战略方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大军，从山东阳谷以东150余公里的8个地段上强渡黄河，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

　　可以说，在国共内战刚开始时，国民党连续使出了开门“三板斧”，但是在被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挡开之后，他的阵脚就乱了。此后，国民党方面的战略重点不停地在东北、华北、淮北一带、西北一带摇摆，而中国共产党呢？我们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打最擅长的运动战和歼灭战。

　　对于我们的作战战略，堪称一代战神的粟裕大将总结：解放军打仗采取的办法就是“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敌人好消灭我们就打什么敌人”。这句话通俗易懂，把战争的三大要素：时间、地点和对象，都说清楚了。所以，从战略上看，中国共产党是高于国民党方面的。

　　（二）战术方面

　　如果说战略是找敌人的主力，那么战术就是抓敌人的弱点。

　　1. 战场的指挥

　　上图是国民党方面一封加急的绝密电报，可以看到，洋洋洒洒一大篇，从总司令、副总司令、军长、副军长，到师长、副师长、团长，全写全了，这是一个不分层级的指挥。造成什么问题呢？对于下级指战员，这样的不分层级的指挥，会大大地限制他们作战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上图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给各战略区的手发电报，抬头非常精炼：“刘邓”“陈饶张黎粟谭”“刘邓，并告粟谭”。我们不会出现“刘总司令伯承、邓政委小平”这样繁文缛节的写法，在战场上需要的是第一时间要把最重要的信息传递给对方，这样的文风也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后。

　　这张4A级绝密电报就是当时的一个典范，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刘邓，陈饶粟谭，并华东局。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为什么叫建议呢？毛泽东同志曾表示，我对于你们不遥制，给予你们最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让你们根据战场的情况作出最终的决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指挥系统特点。

　　曾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于达在访谈录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打仗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事情，前面一个情况，一直到师长晓得，起码过去十二个小时了，最快、最近的也要两个小时。无线电的操作有一定时间。师长得到情况后，再由参谋长作报告，也要一天。拟电报、译电报，再去拍，拍到侍从室再译给蒋委员长看，已过了几天了。加上又逢委员长休息、开会，等到他下命令，情况早变了。不是他命令错了，而是情况不同了，照他的指示做，必定打败仗，这是必然的，我们指挥系统的大毛病就在于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国民党在战场指挥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通报信息都有问题，因此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上下不通气”。

　　相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是什么样的呢？在中共中央撤出陕北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主要领导人留在了陕北，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历程。在此期间，陕北老乡给我们的一支队伍起了个外号，叫“线线部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部队到哪第一件事都是先把电台架起来、把天线支起来。这就是要保证中央团队随时与下面各大区通畅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还要求各大区的一二把手定期给中央团队作实际报告、损耗报告，为什么？就是要搞清楚自己的家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系统的一个特点。

　　2. 战局的协调

　　战局的协调方面国民党方面同样存在着很大问题。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由“蒋、冯、阎、桂、奉”几支不同的军阀队伍拼在一起。这种派系林立的情况，导致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战局协调性很差。

　　相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方面多数时候打的是协同和配合的运动战和歼灭战。

　　3. 情报搜集工作

　　这个时期的情报搜集工作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表示，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情报工作做得最好的一个时期。

　　从上面几个内容能看出来，无论是战略方面，还是战术方面，中国共产党都是优于国民党方面的，这是我们在战场上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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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的党建工作塑造成熟的领导力

　　在领导力方面，我个人认为，与毛泽东同志相比之下，蒋介石缺乏作为领导人所应当具备的战略眼光，具体概括为两点：第一，对全局的把握和判断，以及是否具备敏锐的预见性，能否针对实际情况制定明确而有效的对策；第二，是否具备识人、用人的能力。

　　（一）对于局势的把握和判断

　　国共内战开始的最初阶段，国民党方面占据着更多的优势地位，而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最艰难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作了总结，他认为是在1947年的时候。但就在同年，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局势的分析和把握后做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他在1947年底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实际上，在1947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着很多困难，很多人都不敢下这样一个判断，毛泽东同志是唯一一个对于前景、对于未来抱有乐观、光明看法的人，而事实也证明，他对于局势的把握和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蒋介石又是怎么看待局势的呢？1948年，蒋介石在元旦致辞中说：“可以说剿匪全役最困难的工作，在去年一年间，业已完成了”。这是基于1947年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表现——他们占据了很多的大城市。而实际上，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在准备几次大规模的多兵团之间的协同作战。所以，这不仅不是所谓的最困难的工作已经过去，相反，对于国民党方面来说，这是暴风骤雨来临前的平静。蒋介石对这样的趋势没有做到准确的把握，以至于他的这种乐观情绪一直带到了1948年整年，他每天奔波于各大战区之间，看到的永远是这种局部性、碎片性的事件，而对全局缺乏基本趋势的判断和把握。

　　在这样的情况下，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出现了颓势。而为了挽回在战场上的这种颓势，于1948年的8月初，在南京召开了“三年来戡乱检讨会”，主要工作是对于这三年来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情况作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这个会规格很高，从蒋介石到国防部的各部长、副部长、厅长，以及下面各战略区的主要军事负责人，全都聚集到了南京。

　　应该说，如果这个会开得得当、有效，多多少少能够挽救国民党在战场上的颓势。但是这个会议召开的第一天，蒋介石就作了一个主旨性发言，给此次会议的定调是要加强官兵的思想建设。为什么？在他看来，国民党之所以在战场上出现问题，是因为官兵的精神层面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坚定官兵的思想，加强思想武装。于是，国民党方面就没有把讨论的焦点聚集在战场上，尤其是对于战略战术的修正，而是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讨论了一些旁枝末节的问题，比如军饷、前线医院、军官上战线要不要带家属等问题。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开这么高规格的会议，结果讨论的都是没有触及核心要义的问题。所以，参加会议的人觉得这个会议根本没有切中要害。当时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的厅长郭汝瑰在自己的日记当中写道：“此次检讨会目的不明，准备不周、秘书处未能发生综合作用，所以毫无头绪。余总觉总统枝节指示，大家亦即枝节追随，所以乱得很。”这是郭汝瑰的感受，我相信也代表了很多国民党军政要人的感受。

　　相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的会议针对性要强很多。时隔一个月，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于战争的光明前景作了判断，同时提出要把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重点摆在会宁，以及中原地带，同时提出了准备几次大规模战略性反击的作战行动。

　　（二）识人、用人的能力

　　如果领导人的能力有限，但是能具备识人、用人的能力，也是有可能组建一个相对不错的领导团队。国民党内部可谓是将星熠熠，那为什么这些人能力发挥不出来？这就是蒋介石在用人之道上的问题。蒋介石生性多疑，国民党内部又派系林立，所以他就喜欢用两种人：第一，自己的黄埔系出身或者是同乡出身；第二，听话的人，这样的人最得他欢心。可以说，用人之道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内部领导力的窘境。

　　那共产党方面呢？经过长期革命的磨炼和淬炼，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了成熟团结的领导核心和领导团队，内部有良好的分工。举个例子，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到晋绥边区去观察共产党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性：共产党有“三头六臂”。“三头”就是枪头、锄头、笔头，“六臂”就是一双手握枪，一双手握锄，一双手握笔写文章。续将军讲的这个话的确很有道理，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五大书记”的分工正是对应了这“三头六臂”。

　　“枪头”这一部分，主要是由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负责；而“锄头”这一部分主要，是由朱德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在负责；“笔头”这一部分，主要是由任弼时同志在负责。

　　“枪头”方面，毛泽东同志在战略战术制定上发挥着突出的作用，而他不可或缺的一个助手就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我们在很多影视剧中可以看到他拿着一摞电报、资料去找毛主席。干什么？当时周恩来同志有一个团队，他们探讨形成一些初步的方案，拿给毛主席去选哪个更好。所以人们说周恩来同志在军事上是毛主席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

　　“笔头”方面，党内所有的文字性文件、政策等，都要经过任弼时同志的审阅，所以他的工作量非常大。1949年，苏联派来了一个医疗小分队给我国的主要领导人检查身体，检查结果令医疗小分队大吃一惊，“五大书记”当中，最年轻的任弼时同志身体是最差的。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任弼时同志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了。所以1949年10月的开国大典上，我们是找不到任弼时同志的，那个时候他已经处于休养状态了。

　　任弼时同志去世的时候，中共中央发出的讣告中称他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叶剑英对他的评价是：“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除此以外，我们党在各大战略区还有一批能打、会打的同志，都是军事战功赫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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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的统战工作汇聚广泛的政治力

　　政治力是一个关乎人心向背的问题，通俗一点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橄榄型”的社会，两头小中间大。两头部分是国共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尽管人数不多，但是影响力很大；中间部分是人数较多的由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中间力量。那么，对于国共来说，谁要想取得最终的胜利，关键就是要团结住中间力量。对于这些中间力量，毛泽东同志作了这么一个判断：“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我们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也就是说，我们的朋友定了，下一步工作就是怎么采取得当的措施，把这些朋友争取过来。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的阶级制定和采取了不同的统战政策：对于团结农民，主要是通过分地，废除苛捐杂税的方式；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打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以及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组建了第二条战线。下面我们就具体的统战政策与大家做一些交流：

　　（一）农民阶级

　　1946年，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举进攻，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强调，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土地改革仍然是我们这个时期工作的一个重点所在。从1947年开始，我们在解放区陆续进行土地改革；到1949年时，解放区大约有近1亿的农民分到了土地，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激发了出来。如果说农民分地是解决了贫苦农民的需求，那么废除苛捐杂税，是包括所有富裕农民在内的农民的迫切愿望。我们知道国民党税多，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什么？是国民党采取了预征制度。什么叫预征制度？就是今天把明天的钱提前征收了。有材料显示，在四川省，梓潼县的田赋在1926年已预征到1957年，温、郫等九县的田赋在1931年已预征到1961年。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在1935年已预征田赋到1978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在1935已预征田赋到1991年。更匪夷所思的是，湖南省慈利县田赋已预征到公元2117年。

　　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办的呢？我们在新老解放区全面地给农民减租减税。所以，广大农民迸发出了极大的生产和革命热情，这也为我们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二）民族资产阶级

　　关于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我们曾长期困惑的一个问题。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才正确认识到，他们是我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

　　（三）小资产阶级

　　以学生、知识分子、手工业者等为首的一批小资产阶级，更多的是因为认清了国民党的现状，以及共产党的好处，而决定支持共产党人。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和国共内战的爆发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战争需要大量金钱的支撑，国共内战爆发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情况。当时有一个笑话，说国民党统治区所有的产业当中唯一一个24小时都不歇业的产业是什么产业呢？印钞业，24小时不停地在印钞票。这造成两个结果：第一，法币的发行量不断增加；第二，币值的面额越印越大。

　　首先来看发行量：

　　据统计，1945年8月,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量累计为5569亿元,三年后增至604.6万亿元。

　　再来看面额：

　　这是国共内战时期新疆省银行发行的一套货币，它的最高面值达到了六十亿元，同时还有三十亿、二十亿、十亿、五亿的面额，六十亿能干什么？在当时也就只能买几十粒大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很多人出去买东西都是扛着麻袋。麻袋不是装东西，而是装纸币用的。由此可见，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统治区民众吃饭都是很大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学生的处境是破衣两袭，旧被一条，每餐白水菜汤半碗、咸菜一碟、窝头三个，随时对着学校催缴学杂费的牌告发愁。这就促使人们去思考这一切问题出现的源头是什么。着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曾有一个一针见血的分析，他说：“饥饿和内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饥饿是内战的结果，内战是饥饿的原因……所以反内战的口号，也不是要人煽动才能知道的秘密。”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人心向背的趋势，在1947年先后在南京、北平、天津、上海几大城市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性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原本在政治上处于中立地位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都纷纷加入，也由此形成了我们的第二条战线，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主讲的：“中国境内已经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之间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最终，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公务人员、少数民族、海外华侨联合在一起，在工人阶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最终，我们广泛凝聚民心、汇聚民力，爆发出强大的政治力量。

　　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走到共产党身边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国民党对于民主党派采取了高压政策。当时一位着名的民主党派人士章伯钧曾说：“国民党专政多年，优越感太浓了。我敢武断地说，他们的一切筹策，还是保持一党专政。所以你就算想投靠他，他们也不会容纳你。”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对一些民主党派进行暗杀，比如民盟的几位高级的领导人就先后遭到了暗杀，以及被判处死刑。所以，当这些民主党派的高层领导人因为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而失去生命的时候，就是国民党开始丧失人心的开始。着名的民主人士储安平曾说过：“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经没有了。”

　　今天我们就军事力、领导力和政治力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力量大幅悬殊之下，取得胜利并且最终夺取全国政权，这里面有很多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去总结，而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依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董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