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惠锋：定制未来——钱学森的贡献与时代准备

　　新冠疫情的蔓延，使全球处于更加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为应对新冠疫情，各方面专家都出谋划策，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近一年多来，新冠疫情已经演变为一种大规模的、全球性的、突变性的事件，带来的影响巨大，单靠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很难解决。可以说，应对大规模的快速传染式的全球化的事件，已经从单一的病毒问题，成为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问题。

　　人类已经从陆地走向海洋、走向空中，甚至走到了太空，已经形成了天、空、地通讯。同时，虽然人类也已经进入基因研究层面，但现在解决癌症问题，仍然很困难。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很多，包括应对新冠疫情。因此如何做，这不仅是科学家的命题，也是政治家的抉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之一，指明了提高组织管理水平的关键。这一切都高瞻远瞩，不仅仅是传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建党一百周年的执政经验，也是在现实世界背景下提出来的必然抉择。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方方面面取得的丰功伟业，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结合系统观念，让我们再次想起了人民科学家钱学森。钱学森无论作为科学家，还是工程技术大师，或者是思想家，都始终坚持系统观念。

　　199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钱学森曾说，“两弹一星”和航天工程的成就，是成千上万人完成的，而他只是其中一个。钱学森还说，把航天成功的理论、技术、方法运用到国家治理体系上，所形成的系统工程和总体设计部，这是中国人的发明，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是中国人的命根子。钱学森把系统观念涉及的系统工程和总体设计部作为命根子，今天我们主要回顾钱学森的贡献与时代准备。

一、作为科学家，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及工作期间的成就

　　1935年，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随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拜师冯·卡门。冯?卡门把应用力学从德国带到了美国，使哥廷根学派传承和发扬光大。哥廷根学派的精髓，是从扑朔迷离的复杂问题中找出其物理本质，用简单的数学方法分析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钱学森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后，很快得到冯?卡门的赏识，并获得了与冯?卡门及其学生一起探讨复杂物理问题的机会。钱学森在美国期间，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回国受阻，此后他一方面继续科学研究，一方面寻找回国的时机。在此期间，钱学森所着《工程控制论》出版。同时，钱学森在这期间还进行物理力学研究，并在其后几年出版了《物理力学讲义》。《物理力学讲义》将宏观的统计学和微观的力学结合起来，为可控核聚变、风电等能源方面的应用打下了影响世界近七十年的基础。1954年，《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出版，该书俄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分别于1956年、1957年、1958年出版。在1960年召开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齐声朗诵《工程控制论》序言中的名句，以表达对钱学森的敬意。虽然《工程控制论》中全是数学公式，很多人看不懂，但其道理非常朴素，就是用不可靠的元器件可以组成一个可靠运行的系统，这是系统工程的核心思想。

　　1955年9月，钱学森在回国前和他的恩师冯?卡门道别时，呈上自己的新着《工程控制论》。冯?卡门翻看书后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钱学森得到了他的老师冯?卡门的高度认可。

二、作为战略家，助力中国傲立世界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组织上就安排他去东北参观。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问钱学森，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言下之意，中国能够造出导弹。

　　1956年5月，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同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这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切，钱学森作为指挥者、领导者，也作为实践者，完成了中国导弹、火箭等方面的一系列工程研制。

　　钱学森不仅在导弹、火箭、飞船、卫星等领域作出了国防科技、装备工业的硬实力贡献，还在重大决策、智库层面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而这一切都是基于钱学森的系统思考。

三、作为思想家，实现从实践探索到理论创新的飞跃

　　1978年，钱学森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钱学森在长期指导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开创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这其中，包括“一个总体部、两条指挥线、科学技术委员会制”的管理模式。

　　1986年前后，钱学森又提出了“从工程系统到社会系统”的概念。1990年，钱学森等人发表了《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文章。从整体论全局地看世界，虽然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很快就会发现结构化、要素性问题，特别是定量化不足，从而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就出现了还原论。还原论把万物分得很细，比如科学、技术、工程等，并从区域化、领域化、部门化等方面进行研究。这种方法的确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繁荣，但也有一些问题难以解决，比如在医学上，虽然人类已经研究到基因层面，但仍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还原论是典型的解决“珍珠”的问题，也就是可以将一颗“珍珠”研究得淋漓尽致，但是人类所面临的是一个“项链”的问题。在第一次文艺复兴产生的还原论思想影响下的艺术、科学、技术、工程，也受到了局限。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研究的发展出现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试图解决还原论的不足；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结构论、系统论、突变论，也试图解决还原论不足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把还原论和整体论遇到的不足进行辩证统一地结合，就是“钱学森系统论”的核心。“钱学森系统论”实现了“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辩证统一。钱学森认为，从系统特征来分，客观世界中的所有系统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简单系统，第二类是简单巨系统，第三类是复杂巨系统。特别是对复杂巨系统而言，它充分运用了人的形象思维和创新思维。具体来看，这三类系统分别要用不同的方法论去认识研究和改造：简单系统运用的方法论是还原论；简单巨系统运用的方法是自组织理论；复杂巨系统这一类系统是有涌现特征的系统，钱学森提出要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去研究和认识，特别是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更需要这样。

　　钱学森认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方法所依托的载体是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部的实现形式是综合集成研讨厅。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又打造形成了“六大体系、两个平台”，即“思想库体系、大数据及情报体系、网信体系、模型体系、专家体系、沟通交互体系，以及机器平台、指挥控制平台”。

　　“总体设计部”最典型的特点是“集大成得智慧”，“集大成得智慧”又形成了“大成智慧学”。“大成智慧学”就是要应用经济、技术、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甚至运用社会治理体系，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钱学森提出的“综合集成研讨厅”和“总体设计部”是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方方面面问题的关键所在。

四、作为实现者，推动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大城市也可以变得更“聪明”。这就是系统观念。

　　第一，以总体设计做到“心中有数”。

　　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总体设计部的实践形式主要是服务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策的国家高端智库。以国家治理总体设计部为基础，设立党政两条指挥线，明晰职责划分。

　　第二，以精益达成做到“手里有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当前，国家治理迫切需要统筹部门权力，防止管理碎片化，促进政府治理向有序化、一体化、现代化发展。数字中国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手，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精益达成是建设数字中国的理论方法。

　　第三，以数据推进做到“脚下有路”。

　　数据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只有掌握“数据治理”的科学方法和有效手段，才能真正实现“物理-数字-网络-智能-智慧”的梯级涌现，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做到集大成、得智慧。构建以战略目标为核心的目标管控驾驶舱，构建以“六大体系、两个平台”为核心的决策支持驾驶舱，构建以体系效能为核心的态势分析驾驶舱，钱学森的时代准备为我们坚持系统观念提供了科学工具和方法基础。

　　2021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年，是“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开局决定全局，起步决定后势，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支撑航天、服务国家为己任，传承和发扬钱学森系统论思想，为治国理政打造管理驾驶舱，为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凝聚更多力量、贡献更多智慧，努力成为系统工程理论方法的“实现者”，为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薛惠锋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