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逊：读《论语》，学做人

钱逊（1933年10月—2019年8月22日），籍贯江苏无锡，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着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历任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主任，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此后在诸多学术机构工作，担任过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等职。

　　我今天想讲三个问题：一是对《论语》中心思想的理解，其实就是讲做人的道理；二是想说一下两千多年来，《论语》中所揭示的做人的道理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后跟大家说一说这几十年来，我自己读《论语》的一些体会。

一、《论语》的中心思想：学做人

　　说到《论语》，人们常讲“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是宋代传下来的，到如今已传了一千多年，意思是《论语》是一种政治哲学，它的中心思想是治国道理。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论语》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是帮助历代统治者治国、统治老百姓。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人抱持着这种观点，甚至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凡是被压迫的人都反对孔子的儒家思想，凡是处在社会上层，有较高地位的人都拥护、赞扬孔子。今天我想说的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并不能说明《论语》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地位和影响。

　　《论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借用《大学》里的一句话就能简单明了地说明，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也许有人会问，儒家不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怎么它的中心思想不在这个地方？孔子也好，儒家也好，他们确实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目标。孔子周游列国，到各个诸侯国游说国君，就是因为看到天下无道，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当时的情况，所以很多人有上述质疑是很正常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孔子希望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大学》里讲了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紧接着八条目的一句话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说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于“修身”，这才是对儒学，对孔子《论语》中的思想全面、完整地理解。

　　从《论语》本身的内容来讲如何说明这一点呢？《论语》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当时有传言说卫君要请孔子出来当政，子路就问孔子，如果卫君请您出山，您首先要做什么。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论语》中的另一段话。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齐景公认为孔子说得很对，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我还能吃得上东西吗？这句话反映了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大国之间互相争夺土地，天子号令不了诸侯，卿大夫势力扩张，篡权甚至篡位。比如鲁国的国君就被架空了，实际掌权的是鲁国的三大家族：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秩序，是孔子希望恢复的秩序，而对这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就是“正名”。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就行使什么样的权力，尽什么样的责任义务。君、臣、父、子，各种人都各得其所，这就是孔子具体的治理目标。

　　怎么才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呢？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用行政命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强行统一大家的行为，老百姓可能会因为害怕受罚不敢做坏事，但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老百姓没有羞耻心，那就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只要制度出了空子他们就可以钻，相信这一点我们自己从现代的日常生活里也可以体会到。因此孔子主张“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道德引导老百姓，用礼仪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这样就能使他们“有耻且格”，有羞耻心并自觉走正道。要通过改变老百姓的行为来改变当时的社会乱象，根本就是要提高百姓的自觉性，让他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底线，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样社会上的问题才好解决，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政以德”把“正名”落实到了老百姓的自觉作为上，或者说老百姓的自觉是“正名”的一个基础。之后孔子又提出一个观点，要让老百姓行得正，首先当权的统治者要做表率，即“正人先正己”。关于这方面，《论语》里讲得很多，比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你自己行得正，就算不发号施令，老百姓也会跟着你做；你自己做得不对，还要求人家怎么做，人家不会听你的。“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你自身不正，能正别人吗？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句话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君子”指在位的有权势的人，他们的德行好比是风；“小人”指普通老百姓，他们的道德风气好比是草。“草上之风”，这里“上”字用作动词，指风吹到草上；“必偃”，草就随风倒。也就是说，要改善老百姓的道德风气，关键在君子能不能率先示范。领导的品行如何自然会影响下面的人，影响普通老百姓的道德观念。可以说，孔子周游列国找当时的一些国君谈的主要是这个问题。孔子对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你自己带头了，下面谁敢不正呢？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也是最关键的。

　　我试着把孔子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思路概括成三句话：为政的根本是正名；正名的根本是正人；正人的根本在正己。按这个思路去考虑，治理天下最后就落实到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最关键的是当权者要修身。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论语》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展开的。

　　（一）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孔子提出了做人理想的人格目标，就是要做君子。他对他的弟子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里的“儒”不是我们后来讲的儒家学派，而是当时对君子的一种称呼。这句话是劝诫子夏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那么君子是一个什么形象？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君子？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君子？《论语》里大量的内容就是围绕这个来讲的。今天我只就《论语》里的一章，根据自己所理解的孔子提出的君子最基本的样子来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子路问孔子君子的言行应该是什么样的。子曰：“修己以敬。”“修己”就是修养自己，也就是我们说的修身。子路一听觉得太简单了，于是不满足，接着说：“如斯而已乎？”这样就完了吗？孔子加了一句：“修己以安人。”不仅要修养自己，而且要帮助别人。子路还不满足，继续追问，孔子又加了一句：“修己以安百姓。”“安百姓”和“安人”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中，周围有同我们打交道的人，“安人”是平时有交往的一些人。“修己以安人”就是要帮助周围的人过得好。“安百姓”这个问题就大了，“百姓”是所有的人。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平时有来往的还是没有来往的，你都要把他们放在心里，力求使他们过得好。以当时的情况来讲，你在鲁国，“百姓”就是指鲁国的百姓。再扩大一点，那时候还有天下的观念，天下就是整个中国的百姓。从今天来讲，我们不仅要考虑到自己，考虑到自己的家人、邻居，或者我们单位的人，我们家乡的人，我们国家的人，还要考虑到整个人类的和平发展。那么“安百姓”就涉及到了所有人的幸福，这就很困难了。所以孔子在下面又加了一句：“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尧、舜这样的圣人都会因为难以做到这一点而发愁，那对一般人而言就更难做到了。这一章提出了对君子最根本的两项要求，一是修己；二是安己、安人、安百姓。两个具体要求一个是对自己的，一个是对别人的。

　　为什么要提这样两个要求？这两个要求的意义在哪里？我想它实际上回答了我们人生所面临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是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命之间的关系。物质生活的衣食住行，两性的家庭生活，整个人类的延续都属于物质生命。物质生命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但人的生命不只有这个，还有精神生活。人要考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我究竟为什么活着，我怎么实现个人的价值等等。在社会生活中需要遵守的道德规范都是人的精神生活。牛马猪狗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它们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人不一样，必须处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二者间的关系。“修己以敬”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要把精神生活的要求放在第一位，修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不是去追求物质生活中的吃穿用度。第二是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从各个方面来讲，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是独立的个体，但人也是社会性的，不同的人都处在一个共同的群体中。从小你就是家庭中的一员，长大了有学校、单位、社区。现在我们也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整个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员，人不可能离开群体。因此我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一个问题，怎么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安人安百姓”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不只要自己有修养，做得好，而且要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做好，再从帮助身边的人到帮助所有人。“修己”与“安人安百姓”这两个要求回答了每个人人生中都无法回避的两个问题，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做人的两项最根本的价值观念，我把它概括为义以为上、群己统一。

　　我们看《论语》里关于这两方面的一些具体论述，首先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忧虑的是自己对为人之道的了解够不够，做得好不好，而不是物质生活的贫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如果一个人口头讲他立志要做一个君子，但在实际生活中到处跟人比吃比穿，但凡吃的比别人差一点，穿的不如人家，就会感到耻辱，这样的人不值得去和他讨论这些问题。这里的修己以敬是相对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来说的。下面一段话更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人都希望富贵，摆脱贫贱，孔子并不否认这一人之常情，只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富贵的取得和贫贱的摆脱要以是否合于道为标准。用合于道的财富去摆脱贫贱是可以的，但如果使用歪门邪道的办法，那我宁可安于贫贱也不接受。比如人家拜托你带毒品过关，这就属于“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宁可不摆脱贫贱也不能做。要以道义标准对富贵贫贱进行取舍，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处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时，要把精神生活放在前面。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的层次就更高了，在面临生死问题时也要以道义为标准来选择。人只有懂得了为人之道，人生才有意义，哪怕早上刚明白，晚上就死去，也可以瞑目。如果你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只知道追求物质生活，那就成了行尸走肉，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物质生命和精神追求发生冲突不可得兼的时候，你可以放弃物质生命来完成精神上的追求，而不能为了活命放弃你的理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里“求生”的“生”和“杀身”的“身”均是指物质的生命，“仁”是理想追求。那么这就是最高的层次，在生死关头，你仍要以义为标准，把对精神理想的追求放在第一位。汶川地震时，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对比鲜明的选择，是求生以害仁还是杀身以成仁。不少老师为了把孩子送出来自己没来得及跑掉，房子塌了，被压在里面，还有把孩子护在身体底下，牺牲自己保护孩子的。这是一种选择，这种行为就是“杀身成仁”，把保护学生放在第一位，个人生命放在第二位。但是也有像范美忠一样的人，人家叫他“范跑跑”，他做了另一种选择。地震刚一开始，他把学生都丢在教室里拔腿就跑，从楼上跑到操场上。面对后来人们的批评，他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所以遇到危险的时候首先自己逃命是天经地义的，他的价值观很明显是以物质生命为第一，这就叫“求生以害仁”。

　　再讲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迷路了，路遇两位隐者在田里侍弄庄稼。孔子让子路去问路，问过以后隐者根本不说路怎么走。一个说孔子既然是鲁国的孔丘，见多识广，那他自己就应该知道怎么走，有一种讽刺的味道。另一个劝子路说：“你别跟着你那个老师了，现在天下那么乱，谁能改变得了啊？你跟我们一起做隐士吧！”子路回去以后把这番话说给孔子听，孔子就说了：“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人不可以离开群体，我不跟世上这些人在一起，又跟谁在一起呢？哪怕社会风气不好，存在很多坏人坏事，我也不能脱离群体。群体不好怎么办？“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如果一切都好，我不会跑出来到处去奔走。言外之意是正因为天下大乱，无人能改变，所以我有责任出来奔走，去努力改变这个状态。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孔子不仅认识到人不能脱离群体，还自觉意识到对群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负有责任。隐者和孔子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前者退隐山林，只顾自己跑路；后者自觉地把自己作为群体中的一份子，主动去承担一份责任。

　　下面两句话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很害怕自己去世以后不能留名于后世。这句话体现了对个人价值的关怀。有人说中国人不讲个人价值，只讲奉献，只讲杀身成仁，其实是不对的。中国人非常注重自己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个价值就体现在青史留名上。从《论语》里孔子对齐景公和伯夷、叔齐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个人价值的理解。“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下，民到于今称之。”齐景公是大国的国君，地位显赫，对他来说权势、财富都不在话下，然而孔子对他的评价是他死的时候，老百姓对他没有一句好的评价。伯夷、叔齐两个人是殷商下面一个小邦的皇族。他们的父亲去世以后，他们两个皇子就互相推让，都让对方继任国君，先后跑到了当时另外的一个小邦周的领地。后来周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按照现在世俗的看法，伯夷、叔齐的人生是失败的，本来可以好好当一个小国的国君，跑到周朝去，官也不做，最后饿死了，死的时候一无所有。但是孔子说“民到于今称之”。伯夷、叔齐是殷周之际的人，到孔子的年代已经几百年过去了。一直到那时候老百姓都把他们当作道德典范来称道，认为他们不因周朝成为胜利者而顺从，能够坚守气节，始终不改志向和理想。

　　说到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我们读《论语》要注意一个问题。有些作为评价的话，乍一看可能没有讲仁义、忠孝，没有什么思想，但实际上孔子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恰恰体现在对具体事情的评价上。特别是前面提到的中国人对个人价值的理解 。一个人的一生有没有价值，就是看他身后老百姓的评价。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每一个人一生活得怎么样，这个谁说了都不算，都得在老百姓心中那杆秤上面过一过。无论是追悼会也好，告别仪式也好，都会有对一个人生平的介绍。很多人对那个东西比较在意，实际上它并不能真正体现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在于“民无德而称焉”，“民到于今称之”，在于你做了哪些对群体有益，给群体带来好处、恩惠的事情。比如四川的都江堰，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用水问题，更造福了后世，使整个四川变成了天府之国。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因它受益。做这件事的李冰父子只是当时的小地方官，但是几千年过去了，都江堰仍然给他们立了庙，不断地纪念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的体现。只要你做的事对群体的发展有益，老百姓就会记得你，纪念你，学习你，就算你的物质生命逝去了，你曾经作出的贡献也会永远留在老百姓的心中。这就叫永垂不朽。个人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但精神生命是长远的，今天我们还坐在这里学习孔子的思想，正说明了这一点。孔子死后，历代统治者追封他各种封号，这说明统治者要利用他的影响力，因为他的伟大和不朽就摆在那个地方。所以中国人对人生价值的根本看法是把个人生命融入到群体的大的生命中去，以得到永恒的精神生命。所以我们在做事和考虑人生价值的时候，要想这件事做了以后，会给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的社会留下点什么，将来的人会怎么评价这件事。以上是作为君子最基本的要求。

　　“修己”、“安人安百姓”回答了人生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体现了儒家，或者说中国人两个最核心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方面。

　　（二）怎么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论语》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讲的是如何成为君子，即如何“修身”的问题。修身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为己、由己、求诸己”。“为己”出自《论语》里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不是说为自己谋利益，而是指人的自觉，觉得应该这样做就去做了，不考虑能否得到好处或表扬，只为达到内心的需求，得到心安。因此“为己”和“羞耻心”可以联系在一起。用《大学》里的一句话来解释可能更简单易懂。《大学》讲什么叫诚意？“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没有任何理由和考虑，人就是喜欢看美好的东西，厌恶恶臭的、不好的事物。“为己”也是如此，是不加考虑的，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讨好别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你的个人修养完全靠你自己去修炼，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你去追求仁德，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帮助你做到仁德。“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从要求自己做起，小人总是怨天尤人，埋怨环境不好等，寻找外因的借口。

　　结合以上三点原则，要成为君子，首先要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地去追求君子之道，然后完全靠自己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想着去指望别人。我们可以发现，“修身”最终落到了每个人的“自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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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语》对中国人生存发展的深刻指引

　　《论语》中蕴含的思想给中国人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它培育了无数志士仁人、英雄豪杰，也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精神品格，培育且凝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演绎了我们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

　　我想用两个典型人物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是宋朝丞相文天祥。抗击元军失败被俘后，文天祥一再被元朝统治者劝降，但他一直坚决拒绝投降，结果在被监禁了十几年后被害就义。他就义以后，人们在他的衣袋上发现了一段话，大概是他被囚时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他对孔孟思想的理解。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讲当义和生不可得兼的时候“舍身而取义者也”。“义以为上”，把群体放在个人之上，其最高标准就是为了群体放弃自身的物质生命。“舍生取义”，把道义看得比物质生命还重，在生死抉择时能够杀身以成仁，这是孔子和孟子提出的儒家做人要求中的最高要求。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把该做的事做到底，才能成为仁人志士。孟子讲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从哪里来？集义所成。你只有在每件事情上都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积累义，才能养成浩然之气。哪怕只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对，这个气就泄了、馁了。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我都学到了什么呢？这是文天祥在问自己。其实答案就是前面他对孔孟经典的理解，他学到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我这一辈子基本上做到了，现在就算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他回顾一生后对自己的总结。

　　由此可见，文天祥并不是把《论语》当作治天下的书来读，在他心目中，孔孟思想是他做人的根本指导，是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为了达到孔孟成仁取义的要求，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养自己，然后在临终的时候，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基本上达到了这一要求。

　　再看文天祥的一首很有名的诗《正气歌》，这首诗是他被囚禁在土牢时写的。在诗中，他形容土牢有七种污秽之气，分别是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水气是说牢房地势低洼，下过雨之后连褥子都漂浮了起来；土气指雨停以后，土地里的水汽蒸发出来；日气即太阳光的暴晒；火气是屋檐下看守的人搭灶做饭时产生的烟气；米气是发霉的粮食，即牢饭；还有人气、秽气等。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文天祥说：“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也就是说，他是拿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来抵御七种污秽之气的。具体什么是“浩然之气”？他在《正气歌》里也有讲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浩然之气”存在于天地之间，在“皇路当清夷”，天下和平安宁的时候，“含和吐明庭”，像和风一样不会表现出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到了紧要关头就会凸显出来并使具有它的人名垂青史。

　　紧接着他列举了十几位在紧要时刻表现出崇高气节的先贤，比如齐国史官。春秋时期，齐国崔柕造反弑君，齐国史官如实将“崔柕弑其君”记入史册。崔柕不想留下造反弑君的恶名就将该史官杀了。杀了之后，这名史官的弟弟写的仍然是“崔柕弑其君”。接着崔柕一连杀了三个人，一个史官被杀之后，接替他的人还是坚持写同样的内容，后来崔柕不敢再杀了。这个时候其他国家的史官看齐国的史官都被杀了，怕对这件事的记载以后留不下来，就抱着竹简往齐国跑，说齐国没人写我来写，后来他记下这件事之后回去了。再比如苏武牧羊、诸葛亮鞠躬尽瘁等。“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文天祥把这十几个先贤事迹作为彰显浩然之气的典型，当作学习的榜样。

　　《正气歌》也好，浩然之气也好，孟子讲的舍生取义和孔子讲的杀身成仁也好，这些东西不只是书面上的经典，在文天祥这里，它们是人生信仰，是指导实践的标尺。他一生用它们来提高个人修养，同时通过学习先贤，把它们作为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继承了下来。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像文天祥一样的人，这里我们把他作为中国古代士人，或者说精英阶层受到孔子《论语》思想熏陶的一个典型代表。

　　除了对精英阶层，《论语》对普通老百姓也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这里说一下丁龙的故事。

　　大概一百多年前，美国有个将军，住在纽约，是个单身汉。将军家里雇了一些佣人，但是他脾气不好，经常打骂佣人，所以他家的佣人都做不长、经常换。后来有个叫丁龙的山东人也到将军家做佣人。一次将军发脾气，把家里的佣人都解雇了。解雇之后佣人都走了，将军家里变得冷冷清清。

　　第二天一早，将军本来准备挨饿，因为负责给他做饭的丁龙跟其他佣人一起被赶走了，结果令人意外的是丁龙把早饭做好端了上来。这时候将军很后悔，说不该发脾气把他们都解雇了，并保证一定不会再这样了。丁龙说：“没关系，我不怪你，你是个好人。‘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孔夫子讲人要有忠心，要珍惜自己的荣誉。”这些话引起了将军的注意，他称赞丁龙很有学问，连两千多年前孔夫子的教导都懂，非常了不起。丁龙说：“我不识字，是我父亲告诉我这样做的。”将军说：“那你父亲一定很有学问，是个读书人。”丁龙说：“我父亲也不识字，是祖父告诉父亲这样做的。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不识字，这些道理是一代代传下来的。”

　　一番话感动了将军，也引起了将军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将军把丁龙留在了家里，并且从此以后，两人的关系就和从前不一样了。丁龙一直在将军家留到他退休。关于这点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一直到他去世，一说是直到他退休。但是第二种说法，丁龙退休后去向如何，这个没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不甚清楚。将军为了报答丁龙几十年来对他的照顾，答应尽己所能满足丁龙一个愿望。令将军没想到的是，丁龙说：“我在你这儿那么长时间，你给我工资、供我吃住，我也攒了点钱。现在我把这些钱留给你，希望你能捐给美国的一所大学，办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这是一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说这个主意是丁龙走后由将军自发提出的。这个无所谓，我们只需知道后来将军把钱捐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办了美国第一个专门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讲座，讲座名称就叫“丁龙讲座”。因为丁龙留下来的钱数目很少，不够办一个研究机构，将军拿出了自己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家产来支持讲座。当时学校有人质疑用丁龙的名字给讲座命名，提出用将军的名字命名，还有说用李鸿章，或者当时中国驻美大使伍廷芳的名字来命名的。因为那时美国社会普遍对中国人没有好感，有一种看不起中国人的社会舆论。但将军坚持用丁龙的名字给讲座命名，他评价丁龙说：“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而仁慈的人，谨谨慎慎、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动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将军把所有自己认为好的品格都加到了丁龙身上，他还说：“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天生绅士性格的人中，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

　　正因为将军对丁龙的人格有极高的评价，他才会对滋养丁龙的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通过丁龙开始认识、研究中国文化，拿出毕生积蓄到哥伦比亚大学办讲座，并坚持以丁龙的名字命名讲座。丁龙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他生在一个世代不识字的中国农民家庭，没有多少文化。他到美国去当佣人，用行为感动了美国人，让美国人能通过他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国文化，进而表示出对中国文化的敬意。

　　作为一个普通人中的典型，丁龙的例子说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孔子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了整个中国社会，包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惟其如此，它才能在丁龙的家庭中代代相传，使丁龙成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

　　文天祥和丁龙的例子，一个代表读书人，或者说中国传统的士人、精英阶层；一个代表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他们都在孔子《论语》中所讲的做人基本道理的熏陶下成为了具有高尚人格的人。文天祥杀身成仁，丁龙忠人之事，虽然两人高尚人格的具体表现不同，境界有高下之分，但根本的道理是相同的，都是义以为上、群己统一，不只追求自己的物质生活，还要考虑到别人。把这两种表现综合起来，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

　　中国人之所以不同，在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精神品质、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我们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这句话体现在什么地方？我想最根本就是在做人的基本道理上，文天祥、丁龙等人在做人上的人生追求就是中国人的魂。我们不否认历史上的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但孔子在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起到的根本作用和影响并不在这一方面，而是在教人做人的道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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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己读《论语》，劝人读《论语》

　　我认真读《论语》的时间并不长，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人们常常提起我的父亲，认为我读《论语》是不是家学渊源，说到这个我很惭愧。

　　实际上我大学时一开始读的是清华大学历史系，1952年院系调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班，为高校培养马列课程的师资，我就被调到那边去了。1953年我从马列主义研究班毕业，之后就在清华大学的马列主义教研室做教学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算上之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一年，前前后后是二十八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清华要恢复文科，又把我调回来了，转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领域，所以我认真读《论语》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从那时候到现在将近四十年，可以说，读《论语》、介绍《论语》成了我工作和生活中的主要甚至是中心的部分。因为在学校的教学课程和《论语》有关，退休以后，我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普及工作。就我个人的体会，这几十年来我都是一边教学、一边学习，我每次做讲座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开始是边学边教、现炒现卖，后来是边教边学、边改边学，不断修正自己。可以说学《论语》不只是一份工作，一个学术研究，更成了我的一种追求。

　　20世纪80年代，我出过一本关于注释《论语》的书，叫《论语浅解》，后来改成了《论语读本》，到现在也一直在修改，改了若干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在以“读《论语》，学做人”这个题目做教学讲座，讲过多少次我也没有统计，总之讲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改进。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对《论语》有多么了解，也不敢说自己做得怎么样。

　　三十多年前，做普及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工作是有很多困难的，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我总结的孔子的几句话。这还是2012年的时候，我在一个中小学教师培训班的十年总结会上的发言，当时我用了《论语》中的三句话，这三句话说明了我那时做这份工作的心情。

　　第一句是“德不孤，必有邻”。我想这句话是孔子遇到困难挫折时讲的，它反映了孔子克服困难的信心，同时也鼓励他的弟子要坚定信心。要相信，只要自己坚持的是对的，就一定会得到人们的支持。只要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价值所在，认识到今天我们所走的是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传统文化就一定能得到发展。事实上，近些年来掀起的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也不断证明了这一点，不断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第二句是“任重而道远”。十年里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事业取得了一定进展，外部传播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不过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已经做了的和我们的目标比起来还很少、很小，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困难仍然很多，前方还有更长、更困难的路要走，这一点也时刻在我心中。

　　第三句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一个目标：弘扬中华文化。这是我们聚到一起，坚持数十年共同的初心。社会上也存在许多借国学热谋取名利、以道弘人的现象，这些人成为了学术明星，变成了文化商人，也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普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因为动机不纯，以谋取名利为目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极不严肃、往往似是而非，实际上败坏了传统文化。“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对这种现象我们要予以警惕。事实上我在各种活动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方面的考验，令我不时自问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够不够好。

　　这三句话支持我走过了十年，今后也将继续支持着我。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就是要学习做人的道理，而学习做人道理最好的一个途径，就是从读《论语》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题目叫“读《论语》，学做人”。最后用我父亲说过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钱逊 国学大师钱穆之子，国际儒学联合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