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宝增：诗人的家国情怀

一、本无诗人

　　什么是家国？家国就是国家。古人的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包括担当社稷与关注苍生、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天下为公与仁爱节义。

　　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是贯穿中国诗歌史的主要思想。中国本无诗人，所有我们今天认为的中国历史上的诗人，其作品都是施行政治抱负过程中的副产品。正所谓“‘官以载道’退而‘文以载道’”，古人没有把写诗作为一生的志向，他们读书的目的都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时候，不应该停留在鉴赏诗意、诗体的表层上，而应该体悟古人的远大志向，比如曹植的“西灭违命之蜀，东灭不臣之吴，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李白的“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那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提倡的是建不朽之功、立身立德立言，所以造就了全世界最勤勉的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改革开放40多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古今中外无法比拟的成就。

　　中国人的家国概念是建立在大一统的基础之上的，这始于有着千古一帝称号的秦始皇。秦的大一统和秦始皇，带给了我们这个民族：统一的帝国，也就是大一统的秦帝国；永久的国名，也就是China这个名字的来源之一——秦；连续的政治体制，也就是有别于周朝封建制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统一的文字，也就是小篆。至此，家国大一统的思想在中国人的心中扎下了根，也成为了中国人的精神依赖之一、中国走向强盛的必要条件之一。

二、诗人屈原

　　屈原生前并不以一个诗人自居。屈原，名平，字原，生于楚宣王30年，且与楚王同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评价屈原：“博闻强志，明於治乱，娴于辞令。”楚怀王11年，22岁的屈原成为左徒。左徒是做什么的？“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楚国曾经是个十分强大的国家，尤其是楚庄王时期。到了楚怀王时期，楚国虽然国土仍然广阔，但实力已经不复往昔，反而不如开垦关中、坚持变法的西秦强大。面对有一统天下野心的西秦，楚国的主张是“合纵”，也就是以楚国向北联合齐国等其他国家对抗西秦。在这一时期，屈原对外出使齐国，最终完成“合纵”，对内推行新政。但是，新政对楚国的既得利益势力形成了冲击，楚怀王也听信了上官大夫的谗言，屈原就此被贬为主管王族三姓事务的三闾大夫。

　　此时，西秦遣张仪至楚，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令楚与齐绝交。楚怀王竟然真的与齐国断交，但却一直未等来商於之地的交割。于是，楚国派遣使者到咸阳去要这六百里，结果被张仪以六里之地戏弄。楚怀王一气之下，整顿兵马与西秦开战，结果在丹淅大败，全军覆没。屈原对此写出了名篇《国殇》。其后，楚怀王将屈原复位，让他出使齐国，重新“合纵”。几年之后，西秦又以土地为诱饵，破坏了楚齐的联合。屈原非但阻止无效，还被贬到汉北长达五年。在这五年当中，他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长诗——《离骚》。

　　楚怀王28年，西秦联齐攻楚，夺去了楚国很多领土。楚怀王被要求到秦地武关会盟，屈原怎样阻拦都没能成功，果然被囚在咸阳，三年后客死。顷襄王继位，屈原又遭放逐，而后自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用他的人格和家国情怀凝结成的诗篇，与九死不悔的精神，启发了后世的文人作家：贾谊以《吊屈原赋》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以及对自身遭遇的感慨；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屈原列传，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面对腐刑的折磨；李白有“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的感怀；杜甫有“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做后尘”的赞叹。

三、词家辛弃疾

　　在历史诸国的立国过程中，北宋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盗国”。由于急于立国，北宋没有把北方的燕云十六州纳入版图，导致北方无险可守，对上辽国几乎屡战屡败。而后，北宋急于复仇，与金国联合又是犯了巨大的错误，导致在辽国被灭后被金国所灭。父子皇帝被俘，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南北朝”。

　　两宋军事实力的对比，可谓天壤之别。北宋不合理的重文轻武、将兵分离、皇帝过分干预以及分兵而治等问题，导致军队对外作战时可谓“十不敌一”。南宋初年的军事实力为什么强？因为为了报家仇国恨，军队有很多私人招募的死士，比如岳家军。但是，岳飞最终也因为皇帝的金令功亏一篑。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称得上是“千古第一词家”。辛弃疾出生在中国北方，但在他出生的13年前，北宋就已灭亡。他自幼随祖父辛赞生活，辛赞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因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孙子身上，辛赞给孙子起名叫辛弃疾，还分别请来文武两位老师来给他授课。

　　21岁那年，辛赞去世不久，辛弃疾在济南暗中变卖家产，组织起了两千人的义军起义。由于起义军难以独立生存，他便率人投奔了在泰山中由耿京领导的有十万之众的一支声势浩大的义军，并担任掌书记。之后，辛弃疾与耿京商议，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归途中，辛弃疾得知耿京被叛将张安国所杀，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张安国擒回南宋建康，斩首市曹，名震一时。南宋洪迈《稼轩记》记载：“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从此，22岁的辛弃疾开始了在南宋的仕宦生涯。

　　辛弃疾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富国的具体规划，后又上《九议》，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但都未得到采纳和实施。辛弃疾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却又屡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

　　辛弃疾因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无奈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被称为“千古第一词家”。无论高楼远眺、寒窗夜读，还是旅途书壁、归隐题轩；无论移官留别、饯客送行，还是元夕观灯、中秋赏月；无论遣兴写怀、举觞祝寿，还是抚今追昔、谈史论经……辛弃疾那横戈越马、以复中原为己任的豪情壮志，那因受昏庸无能的统治集团压制、排挤、打击，长期郁积而成的满腹不合时宜，随时随处，一触即发。其弟子范开曾评价：“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这说明辛弃疾的词外功夫千古第一，造就了他词的成就千古第一，就像陆游所说的“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比如，从《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中，我们可以看到辛弃疾以小见大、以破家喻破国的凄苦之心，尤其是“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一句，更表达出了南宋文人那种对残破河山、国家未能统一的郁结愤恨。从《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中，我们可以看到辛弃疾那种既自我开释、又意欲有所作为的心情，尤其是“沈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更是把这种心情表达得跃然纸上。

四、以人存文

　　古人家国情怀的主要具体表现，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贯穿中国诗歌史的主线。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没有正直的人品、君子的风范，我们很难判断其是否具有真正的爱国思想。因此，不同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潜规则，那就是“以人存文”，也就是君子需先树德而后谏言。

　　西方的“以文存人”指的是，当一个人创作出了高水平的艺术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其他各种艺术品，只要艺术品的艺术价值够高，那么无论作者的人品如何，作品都能够流传下去。

　　中国则不同，“以人存文”指的是，人品不行，作品就不能存。如果作者的人品不好，那么即使作品再好，都必须“付诸于水火”，永绝后患，就像近代李叔同先生说的“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也就是说，要作文首先得学会做人，有德之人著有德之文，人文双馨才对社会真正有益。

　　北宋有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也就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要知道，在北宋要想成为书法家就必须得有创新。纵观这四家，“苏黄米蔡”，虽然苏轼很尊重蔡襄，但蔡襄其实并不符合北宋书法家崇尚创新的原则，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古人并称是按出生次序为序的。所以，很多人就怀疑“苏黄米蔡”的“蔡”不是蔡襄，而是蔡京，因为蔡京基本符合岁数的排序，其书法也符合北宋创新的风格。其实，原版的“苏黄米蔡”就是蔡京，为什么换成了蔡襄？因为“以人存文”。北宋时期的人骂蔡京：“睥睨社稷，内怀不道，效王莽自立为司空，效曹操自立为魏国公，视祖宗为无物，玩陛下如婴儿……颠倒纪纲，恣意妄作，自古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之甚者。”北宋末年的六大奸臣中，蔡京是奸臣之首，是小人当中尤其小人者，甚至可谓是加速了北宋的灭亡。所以，古人就以蔡襄替代蔡京。

　　我们再看岳飞和秦桧。秦桧在相位19年，诗文俱佳，蝇头小楷独步天下。然而，我们现在找不到一句秦桧的诗文，就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允许被留存，留存就会被万人唾骂。即使秦桧后人有个别孤本，经过战乱、迁徙、火灾，一旦孤本没了就最终没了。在两宋文人当中，岳飞算不上词家，有很多人比他写得好，而且他一生中就十几首。但是，一首《满江红》在两宋词中被引用的频次是最高的，任何一首词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比如北洋政府时期，学生游行就是以《满江红》为代国歌。岳飞的词之所以有力度，是岳武穆以人格为担保、以生命为抵押、以行为为渲染，支撑着《满江红》里所有的词句。岳飞的词的力量不是词句本身，所以他的每首词都留下来了，还留存下来了很多墨宝。杭州西子湖畔就有岳王庙，岳飞墓前有四个跪像，两边有对联写着：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对此，后世一个秦姓后人也写过一副对联：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应该是人从宋后绝名桧，因为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就再也没有起名为“桧”，由此可见中国人“以人存文”的传统。　　

（褚宝增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