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利：中国人的生产与生活智慧

一、中国人的生产智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黄河、长江流域农业文明历史悠久

　　早期人类文明大都发源于大河流域，原因是：灌溉水源充足，水利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人类生存，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主要是种植粟、黍，长江流域主要是种植稻。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域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域有一个过渡地带，这一地带也是历史时期农业民族（主要是汉族）和游牧民族相互争夺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区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不断交流、融合。

　　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意味深长地谈到：“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断流的古老文明。5000年的历史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

　　（二）中国两大农业系统的生产方式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稻作农业与旱地农业同时出现，呈现南北并立的格局，即南稻北粟。此外，南北的耕作技术也有很多不同，南方是火耕水耨，北方是刀耕火种。

　　火耕水耨是我国古代一种原始耕种方式。在播种前，放火烧去田里的野草与蓬蒿，再下种，谓之火耕；待禾苗长出七八寸后，将水灌入田中淹没并闷死杂草，使之腐烂成为肥料以助稻秧生长，谓之水耨。这种稻作技术需要有良好的人工灌溉条件，同时要将除草与汇肥有机地结合起来。显然，这已经不是原始稻作农业所拥有的技术，而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淮南水利事业的发展，稻作技术到达一定水平的表现。

　　刀耕火种是新石器时代残留的农业经营方式，又称迁移农业，为原始生荒耕作制。先以石斧（后用铁斧）砍伐地面上的树木等枯根朽茎，谓之刀耕；草木晒干后用火焚烧，再下种，谓之火种。一般来说，一年后易地而种。

　　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区采用刀耕火种、土地轮休的方式种植粟、黍。公元前1260年至1100年，云南也用这种方式种稻。战国时期，云南土着民族广泛采用刀耕火种的农事耕作方式进行农业种植。公元前1世纪，随着大量移民屯田，云南中部及西部地区刀耕火种的农事耕作方式逐渐减少，但在边远山区仍然保留着这种耕作方式，有的甚至延续至今。

　　在7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普遍种植粟、黍，石镰是收割粟的工具。使用时在镰身后部捆绑竖柄，人们一手把地里的粟秸攥成一束，一手持柄挥镰割断成束的粟秸。为增加石镰的切割能力，人们将石镰的刃部加工成细密的锯齿状。

　　禾晾通常建在寨旁、溪边，形状像牌坊，顶部两边盖上一尺宽的人字形杉木皮挡雨。晚秋，稻谷成熟，人们剪摘稻穗，剥去外叶留下一尺多长的禾杆，约五公斤捆成一把，放在禾晾上风干后入仓。禾晾无人看守，也不会失窃。

　　“二牛抬杠”也称“二牛三夫”耕作法，最早见于战国时期，西汉得到推广。耕作时，两牛相距约七八尺，中间横抬一“杠”，“杠”后接续辕犁。一人在前牵牛；一人坐在“杠”上，脚踏辕犁，控制犁铧入土深浅；一人在后扶持犁把。这一耕作方式在云南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地方至今仍可见到。

　　唐朝后期，江东地区出现了曲辕犁。和以前的耕犁相比，它有几处重大改进：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畜力和人力。曲辕犁的出现是古代中国耕作农具成熟的标志。

　　兴化垛田已有上千年的造田耕作史，2014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垛田作为古代土地利用的活化石，是研究当地生态环境变迁和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珍贵标本。兴化境内70%以上耕地为垛田，至今保存着传统农耕方式，使用罱泥、扒渣、搅水草等自然肥料。

　　葑田是可以移动的农田。人们将湖泽中葑泥移附木架上，浮于水面，种植稻。

　　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礼仪谦让、坚强不屈的民族性格。从生产和生存方式来看，农耕民族以农耕立足、发展，社会发展繁荣以农为本；游牧民族则不事农耕，以游猎畜牧为生。从居住环境来看，农耕民族讲究安土重迁，建立村落、城市作为生产生活场所；游牧民族则居无定所，追逐水草而居，不建立固定的房屋居所，穹庐、辘轳车是其生活场所。从文化来看，农耕民族受儒家影响，讲究文质彬彬；游牧民族则以用武为尚，全民皆兵。从统治方式来看，农耕民族采用郡县保甲制，辖下之民登记造册，征收赋税，不可随意流动；游牧民族则是部落联盟的形式。

　　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都是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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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传统服饰的智慧

　　1. 西汉直裾素纱襌衣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是国家一级文物。直裾素纱襌衣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共用料约2.6平方米。整件素纱襌衣重量仅49克，可谓轻若烟雾，薄如蝉翼。

　　1977年，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复制素纱襌衣作为一项重点科研项目。研究人员培养了一批特殊的桑树，采用西汉时的植桑工艺，空气、水、肥料尽可能地接近2000年前的环境，并用药物控制蚕的生长，终于得到11旦尼尔的丝。研究人员还制造了一台特殊的织机。在经历了植桑、养蚕、缫丝、织造一道道复杂的工艺之后，一件仿真素纱襌衣出现在人们面前。无论是款式还是制造工艺，和原件似乎没有任何差别，但重量却是49.5克。2000多年后，我们花了13年的时间，依然与西汉初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相差0.5克的距离。通过素纱襌衣，我们了解到汉代的丝织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2. 中国古代的制蓝技术

　　《诗经·小雅》云：“终朝采蓝，不盈一襜”；《说文解字》云：“蓝，染青草也”；《荀子·劝学》中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可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植物染料进行织物染色的国家。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先是“刈蓝倒竖于坑中，下水”；接着用木、石压住，使蓝草全部浸在水里，“热时一宿，冷时两宿”；然后将浸液过滤，按1.5%的比例加入石灰水，并用木棍急速搅动，待沉淀后“澄清泻去水”，“候如强粥”，则“蓝靛成矣”。染色时，只需在靛泥中加入石灰水，配成染液并使之发酵，把靛蓝还原成靛白。靛白能溶解于碱性溶液中，从而使织物上色。这种制作靛蓝以及染色的工艺技术，与现代合成靛蓝的染色机理几乎完全一致。

　　几年前，我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做传统纺染织绣工艺调查，曾看见一位老妇用这种古老的制蓝技术给织布着色。首先，老妇用自种的靛蓝草叶加石灰炮制靛蓝；其次，用靛蓝浸染织布三、四次，每次染后清洗晒干，使织布变成深蓝色；再次，将柿子皮、猴栗皮、朱砂根块等捣烂挤汁，将织布染成青色；最后，用靛蓝加染多次，使织布颜色透青带红。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侗布的制作工艺非常奇特。侗布由织布机手工制成，织布着色晾干后叠在一起，涂抹蛋清并用木槌反复捶打直至闪闪发亮，再用牛皮熬胶浆染，使布质硬挺不褪色。侗布的光亮程度由工艺技术和捶打时间决定。侗布的表面越光亮品质就越好。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利用矿、植物对纺织物进行染色，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了各类染料的提取、染色等工艺技术，生产出五彩缤纷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不仅是古代人民的生活用品，也是富有民族风格的艺术品。

　　由于矿物颜料着色是通过粘和剂使之粘附于织物的表面，颜色遇水容易脱落，古人就通过再次染色来使织物保持光鲜亮丽，而不是用水清洗。于是，熏香就变得非常流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比如，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博山炉，它属于烧树脂类香料的熏炉，以山的整体形状作为造型表现，炉身较深，下部盛炭火，树脂香料放于炭火上，形成山岳云烟袅绕的效果。

　　（二）传统饮食的智慧

　　“钻木取火”最早见于汉代对《礼记》和《论语》的注疏。人们辗转引述，向无异议。但是，1980年，阎崇年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发表《“钻木取火”辨》一文，断定“钻木”并不能“取火”。他认为，在此以前的所有书刊上关于“钻木取火”的提法，都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只不过是“人云亦云”，没有科学根据。他说自己曾做过多次实验，如用双手搓转木棒、用绳索拉木棍转、用电钻快速钻木、两木互相摩擦等不同的钻木方法，结果是“都没有钻取出火来”。甚至连个火星也没迸发，顶多是冒了烟。为了说明实验并非偶然，他还举出德国教授卡尔·维伊列“钻木取火”失败的例子，以兹佐证。

　　《光明日报》（1980年9月21日）在《百家争鸣》栏介绍了阎崇年的文章，一时间引起学术界许多同志的注意，李少一、陈子方、杜正国等纷纷与之商榷。这些讨论钻木取火的学术文章，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学术争鸣氛围。

　　李少一认为，阎崇年和那位德国教授之所以实验失败，是因为没有放燃点较低的引火物（艾绒、棉花一类），加上实验方法的错误。归纳起来失败的原因有三点：第一，钻木所产生的些微热能并不能直接使木头燃烧，必须先点着引火物才能引燃；第二，摩擦木头发出的热随即散逸，必须挖一个坑以保存热量；第三，要有空气助燃。

　　锅起源于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从屈家岭文化出土的夹砂红陶大锅可以说明，从新石器时期的陶锅到先秦时期的青铜锅，形状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陶锅以泥或泥夹沙的材料烧制而成，为先民们烧水煮饭的器具。延至商、春秋、战国时代，青铜镬、釜与鼎是钟鸣鼎食人家烧水煮饭的主要器具，而青铜锅则多用于宗教活动与殡葬仪式。

　　釜是古代的炊事用具，相当于现在的锅，形制近似于罐，敛口束颈，口有唇缘，鼓腹圆底，口径小于腹径，肩部有环状耳。战国时期，釜多设一耳；秦汉时期，釜多为两耳，往往一耳较大，一耳较小。釜的材质有铜、铁、陶等。

　　稻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分。日本、韩国稻作文化的形成深受中国影响。日本根据中国古代釜的烹饪原理研制出电饭煲。

　　“粽”字本作“糉”，《说文解字》云：“芦叶裹米也”。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粽属于“籺”的一种，籺是人们在逢年过节时用来拜神祭祖的贡品。籺有很多品种，不同节日会做不同的籺，粽籺是端午节拜祭神灵祖先的贡品。东汉末年，以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便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煮熟。这也是今天我们吃的广东碱水粽。

　　“麦”字是形声字，繁体从“夕”，从“来”。“夕”为“飧”省写，指“晚饭”；“来”亦声，指“小麦”，意为来自“天方”（今中东地区），即《说文解字》等文献所谓的“天所来也”。“夕”与“来”联合起来表示：晚饭吃小麦做的面食。

　　公元前2600年，第一批小麦种子及小麦专家从古伊朗（今波斯湾地区）出发，走海路到“麦丘邑”（今山东半岛东北部）登陆。这些小麦专家的后裔即今天的麦姓人群，文献中记载为居住在胶东半岛的“莱夷”。出土的文物也证明了莱夷是原始社会中晚期的一个部落，莱国是莱夷所建的夏、商、周时的诸侯国。莱人的名称源于其首先培育了小麦，“来”和“莱”古为一字。《集韵》云：“齐谓麦，从来，从麦。”《广雅》云：“麦来，小麦。”这些都说明莱人培育了小麦。

　　麦子传到中国后，由于受到灌溉条件的影响，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大规模种植；同样，由于受到加工技术的制约，随着石磨（最初叫硙）的不断演进，直到汉代，加工技术才得以迅速发展。

　　馒头是中国的传统面食之一，传说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发明的，以小麦面粉为主要原料，是中国人日常主食之一。

　　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吃食，相传为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首创。当时饺子是药用，张仲景用面皮包上一些祛寒的药材(羊肉、胡椒等)用来治病，避免病人耳朵生冻疮。195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出土了不少点心实物，其中有三个饺子，它们质地为小麦面，形如月牙，长约5厘米，中宽约1.5厘米，与今天我们吃的饺子已无差别，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实物饺子。

　　面条起源于中国，已有4000年的制作食用历史，也早已为世界人民所接受和喜爱。2002年，青海省喇家遗址齐家文化层出土了距今4000年的粟类面条，长约50厘米，直径约0.3厘米，这是迄今最早的面条遗存。

　　花馍也称“面花”，是中国民间面塑品。闻喜花馍盛行于明清，有1000多年历史，现有“花糕”“花馍”“吉祥物”“盘顶”等四大系列200多个品种，已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完整的创作体系。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风干肉是一种常见于西藏和内蒙古西北地区的特色食品。干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整个保存起来，藏语叫“歇考”；一种是切成1尺长1寸宽的肉条，挂在风中吹干。西藏最着名的干肉产于羊卓雍措湖边，被称为“羊卓干素”。

　　茶是中国人的传统饮品。《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但关于中国人饮茶的起源一直众说纷纭，原因在于唐代以前并无“茶”字，而只有“荼”字的记载，直到陆羽将“荼”写成“茶”撰《茶经》。《茶经》是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着，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茶道的诞生。

　　其后，斐汶撰《茶述》，张又新撰《煎茶水记》，温廷筠撰《采茶录》，皎然、卢仝作茶歌，使中国煎茶道日益成熟。如今，日本的煎茶道保留了中国煎茶道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

　　中国人饮茶经过了唐朝的煎茶、宋朝的点茶、明朝的泡茶等几个阶段，有“茶兴于唐，盛于宋”之说。

　　1. 唐朝的煎茶

　　我们的祖先早先是把茶叶当作药物，从野生大茶树上砍下枝条，采集嫩梢，先是生嚼，后是加水煮成汤饮。大约在秦汉以后，出现了一种半制半饮的煎茶法。

　　与先前的煎茶法相比，唐朝的煎茶法则更讲究技法。人们饮的是经蒸压而成的饼茶。煎茶前，先要烤茶，然后将饼茶碾碎。煎茶时，要加适量的盐调味，并除去浮在表面的水膜，用竹策边搅边投入碾好的茶末。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茶汤要趁热连饮。

　　今天我们喝的擂茶和唐朝的煎茶较为相似。擂茶一般用大米、花生、芝麻、绿豆、食盐、茶叶、山苍籽、生姜等为原料，用擂钵捣烂成糊状，冲开水和匀，加上炒米，清香可口。

　　2. 宋朝的点茶

　　到了宋朝，中国的茶道发生了变化，点茶法成为时尚。和唐朝的煎茶法不同，点茶法是将茶叶末放在茶碗里，注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然后注入沸水，或者直接向茶碗中注入沸水，同时用茶筅搅动，茶末上浮，形成粥面。宋朝的点茶是中国古代茶艺的代表之一，对日本的抹茶道和韩国五行茶礼有较大的影响。

　　茶百戏是一种能使茶汤纹脉形成物象的古茶道，特点是仅用茶和水在茶汤中显现出文字和图像。茶百戏是我国珍稀的文化资源，是再现古代点茶、斗茶文化的重要技艺，2010年被列入武夷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明朝的泡茶

　　明清茶人继承了唐宋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泡茶道酝酿于元朝至明朝前期，形成于16世纪末，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朝中期，流风至今。泡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等五大环节。明清茶人讲究品茗修道的环境，设计了专门供茶道用的茶寮，使茶事活动有了固定的场所。茶寮的发明、设计，是明清茶人对茶道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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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居住的智慧

　　干阑式民居多见于我国南方多雨地区和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采用底层架空，以木（竹）为主要建筑材料，下层放养动物和堆放杂物，上层住人。

　　窑洞是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古老的民居形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窑洞一般分为靠崖式、下沉式、独立式等，其中靠山窑较多。

　　庆阳是中华民族早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不仅是环江翼龙化石的发掘地，也是中国古生物黄河古象化石的发掘地，还是中国第一块旧石器的出土地。庆阳窑洞历史悠久，有人写诗赞之：“远来君子到此庄，休笑土窑无厦房；虽然不是神仙洞，可爱冬暖夏天凉。”庆阳窑洞分为明庄窑、土坑窑、箍窑三大类。

　　明庄窑也叫崖庄窑，一般建于山畔、沟边，利用崖势将崖面削平后修庄挖窑。

　　土坑窑一般建于平原大坳，先将平地挖一个长方形的大坑，然后将坑内四面削成崖面，再在四面崖上挖窑洞，并在一边修筑长坡径道或斜洞直通原面，作为人行道。

　　箍窑一般用土胚和麦草泥浆砌成基墙，建成拱圈窑顶。窑顶填土呈双坡面，用麦草泥浆抹光，前后加压椽和挑檐。有的还卜面盖瓦，远看像房，近看是窑。用长方形或正方形石块箍的窑洞称为石箍窑。

　　地坑院也叫天井院，是古代穴居方式的遗留，被称为北方的“地下四合院”，据今有4000多年历史。

　　（四）交通上的智慧

　　道路通常指由人工修建，供车马或人行走的地方。在尧舜时期，道路被称作“康衢”；西周时期，把可供三辆马车通行的地方称作“路”，可供两辆马车通行的地方称作“道”，可供一辆马车通行的地方称作“途畛”（也供老牛车通行）；把仅能供牛马通行的地方称作“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车同轨，兴路政，把最宽敞的道路称作“驰道”（即天子驰车之道）。唐朝时，筑路五万里，称之“驿道”。

　　除了修路，古人还建桥。比如，安济桥。安济桥始建于隋朝，由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世界上现存年代久远、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弧形敞肩式石拱桥。据《世界桥梁》考证，安济桥的敞肩拱结构比欧洲早了1200多年。1961年，安济桥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平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是中世纪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享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安平桥的桥墩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有长方形、单边船形、双边船形三种形式。单边船形墩一端呈尖状，一端为方形，设在水流较缓的港道；双边船形墩两端呈尖状，便于排水，设在水流较急且较宽的主港道。

　　有桥就有船。比如，羊皮筏子。制作羊皮筏子需要有很高的宰剥技巧。首先，从羊的颈部开口，小心翼翼地将整张皮囫囵褪下，不能划破一点毛皮；其次，将羊皮吹气，使皮胎膨胀，灌入少量清油、食盐和水，把皮胎的头尾和四肢扎紧，经过晾晒，使皮胎呈透明黄褐色，看上去像鼓鼓的圆筒；最后，用麻绳将坚硬的水曲柳木条捆成一个方形木框，再横向绑上数根木条，把一只只皮胎顺次扎在木条下面，皮筏子就制成了。羊皮筏子体积小而轻，吃水浅，十分适宜在黄河航行，而且所有的部件都能拆开携带。

　　桦皮船是北方渔猎民族以桦树皮制成的用于渔猎生产及水上交通运输的工具，满族称“威呼”，鄂温克族称“佳乌”，赫哲族称“乌末日沉”。桦皮船用桦树皮手工制作而成，由船、船桨、小鱼篓三部分组成。船体长约两丈，两端尖翘，船体轻便，一人即能搬运、使用。

　　在没有船的时候，葫芦是人类最古老、最简单的漂浮工具。人们将葫芦串起系在腰间，借用葫芦的浮力渡河；也可以把葫芦串起做成筏子，运载货物和人。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苑利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